［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158-06 思想接受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外来思想逐渐融入自身的过程。对于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来说，就是巴赫金的文论思想如何一步一步地渗透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之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钱中文应该说成为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个案。首先，钱中文在巴赫金接受史中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二十多年来，如果说有一位自始至终都参与巴赫金接受全过程的接受者的话，那就只能是钱中文了。因此，钱中文对巴赫金的接受过程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完整过程。其次，钱中文有着将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强烈愿望，这也使得他不再将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书斋中研究的对象，而是尽自己的可能使之参与到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基于此两点，将钱中文作为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的一个重要个案的理由便相当充分了。 “一反传统性”：钱中文初期对巴赫金的理解 钱中文虽然不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巴赫金的接受者，但他却是第一个正面介绍巴赫金文论思想的中国学者。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为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世界文学》所有的译介动机都在于指向《地下室手记》，但结果却是，在随后的十年间，居然没有第二篇评论《地下室手记》的文章，而人们对其附带介绍的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会上，钱中文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该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巴赫金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因为除了钱中文的文章之外，美国学者唐纳德·范格尔也提交了相关论文（该文以《巴赫金论“复调小说”》为题，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会后，徐海昕即以《多声部大型对白》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报道：“在讨论会上，中美双方恰巧都有一篇关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论文，与会者对这一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会议的一个小小的高潮。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认为作者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多声部的‘大型对白’。代表们开玩笑说，这次会议也是一种‘多声部大型对白’。”[1]可见，这次会议以及钱中文的这篇论文是中国对巴赫金理论进行正面介绍研究的开始，它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的正式开端。 钱中文早期系统介绍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文章共有三篇：《“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1983年）、《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1987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译本前言”。其中，《“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后收入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中（题为《“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在1983年8月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并略加修改）。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钱中文的这几篇文章中出现了几处颇有意思的现象。 先看钱中文的《“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以及后收入钱中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中的略有修改的那篇文章《“复调小说”及其理论——在1983年8月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的报告》。两文从共性上说，首先有两个资料来源：其一是巴赫金的俄文版，其二是夏仲翼的中译文。钱氏在前文中的选择是以译文为准，在俄文引文的翻译上主要向译文靠拢。其次，从引文来看，钱氏的引文主要集中在巴赫金《诗学》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少量的在第二章，第三、四章几乎没有。第三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和第四章《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布局特点》的缺失，意味着钱中文此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氏描写的对象是主人公的意识而非性格以及复调小说的历史发展这两个问题对于全面理解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性。在随后围绕“作者与主人公”问题的争论中，前一个问题才得到重视，而随着文化诗学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放大，后一个问题才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其三，钱中文对复调小说的介绍采用了重新逻辑化的方式，用现实主义诗学创作论的思路重写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文中首先强调“对话”（“对白”）之于复调的重要性，然后将小说的复调区分为“大型对话”（“大型对白”）和“微型对话”（“微型对白”）两部分，在谈“大型对话”时进一步区分为小说结构和人物关系结构的复调，在谈“微型对话”时进一步区分为“独白性的对话”（“独白性的对白”）和“对话中的对语”（“对白中的对白”）。这是典型的创作论思路。两文从差异上讲，在1987年的修改本中，钱中文除个别字句的删节、两节标题的增加之外，重要的是修改了几处译名：一处是修改《诗学》书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的“诸”删掉；另一处是将夏仲翼译文中的“对白”通通改成了“对话”，某些“对白”、“对答”改为“对语”（修改本中仅有一处采用了“对白理论”的说法，可能是钱中文漏删了）。译名的修改意味着此时的钱中文不仅已经从接受史早期的“译名混乱”现象中摆脱出来，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钱中文此时“对话”意识的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