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者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是真实作者想像的产物，是叙事文本中的话语”① 在文化环境形成的文化语境中，不同小说家的创作虽然千姿百态，各出妍媸，但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本中的叙述者有不约而同的共同性。赵毅衡在《苦恼的叙述者》中言：“叙述者是任何小说、任何叙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执行特殊使命的人物。……他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经常超越作者的控制。他往往强迫作者按一定方式创造他。作者，叙述的貌似万能的造物主，在他面前暴露出权力的边际，暴露出自己在历史进程中卑微的被动性。叙述者身份的变异，权力的强弱，所起作用的变化，他在叙述主体格局中的地位的迁移，可以是考察叙述者与整个文化构造之间关系的突破口。”② 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叙述者在当代小说的存在形态入手，考察当代小说叙述格局的演变轨迹。试图说明，在当代小说发展过程中，叙述者这一不同小说家的创造物，其“性格”是如何逐步获得相对的独立自由的叙述权力。 一、单纯的叙述者 单纯，按词典的解释是简单统一；不复杂。这种叙述者广泛存在于50年代——70年代的小说文本中。单纯，意味着普遍接受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强调文本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同一性，注重生活的客观性、真实性；推崇事出有因的可信性。写实性是单纯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基本动机。 单纯的叙述者的叙述是一种直线型的叙述，少许波澜不能阻挡矛盾的欣然克服，倒是有意提供了阅读趣味。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失败——胜利——走向胜利成为革命史的文学形式。曲波的《林海雪原》尽管开始是农会干部被屠杀，最终小分队终于剿灭残匪，终于获得胜利。《红日》开始是涟水战役失败，最终以孟良崮战役的成功获胜为最后结局。③ 这种单纯的叙述不是对读者智力水平的漠视，而是历史的结论（即革命事业真实的胜利）已经做出，叙述者只是将之加以文学形象化而已。单纯的叙述者的“前理解”，考虑到读者是工农兵，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单纯的叙述者充分清楚这一关键性问题。故事情节单纯明快，语言通俗易懂所考虑的正是当时文化环境所需要的接受现状。于是，在单纯的叙述者的叙述之下，人物的性格走向扁平化，人物的精神世界走向透明化，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同志之间趋向友爱，在敌我之间走向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即使是“中间人物”，如《艳阳天》中的弯弯绕，《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三里湾》中的常有理，《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等等，他们无非是较之别人多了一些个人主义的自私、利己主义的狡黠。可他们也只能停留在令人一眼洞穿而被集体主义所耻笑的水平。于是无数单纯的叙述者汇集成小说叙事单纯透明的大军，成为一种鉴赏批评的规定向导，一旦出现与之相悖的叙述者，必招致并非虚张声势的讨伐。于是，路翎笔下具有非理性倾向自觉的叙述者（《洼地上的战役》），陈翔鹤笔下忧伤与豁达参半的叙述者（《陶渊明写〈挽歌〉》，宗璞笔下具有淡淡的感伤忧郁的叙述者（《红豆》）也就被视为异类。 单纯的叙述者亦要虚构，只是这种虚构一是须具有本质化的真实，二是须符合文化环境的特定要求。《红岩》的三次修改，逐步使许云峰等共产党人走向神圣崇高。可生活中的真实原型许建业由于工作的失误致使地下党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他临就义前，精神深处除了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之外，是否有懊悔自责呢？单纯的叙述者所回避的是复杂与丰富。 热奈特论及叙述者的功能时说：见证功能或证明功能，“它表现着叙述者对他讲的故事的参予，他与故事的关系。确实，是感情关系但也是道德或精神关系。这可能以单纯的见证形式出现，比如，叙述者指出他的情绪的来源，或者说明他本人的记忆是否准确，或某个情节在他身上引起的感受……”④ 单纯的叙述者在当代小说文本中所发挥的正是这种见证功能。 单化环境变化，单纯的叙述者诚挚的姿态则被视为做作夸张的表演。及至世纪末，单纯的叙述者毕竟是历史的产物。“红色现实主义”的自信是建立在封闭自守基础上的，一旦面对繁乱芜杂的叙述，单纯的叙述者的绰约群像似又是人们难以忘怀的温馨记忆。 二、忧患的叙述者 伤痕、反思、改革小说中，忧患的叙述者的身影穿行其间，不时地诉说痛苦、思考、期望，一种涕泪飘零忧国忧民的心态确立了忧患叙述者的存在。 忧患的叙述者内心深处积淀着历史的记忆。生活本不该这样，今天才是合理的现实成为记忆的参照。即使平庸忙碌地度过了“十年浩劫”，静心思之，也宛如精神上具有难以愈合的伤口。宣泄痛苦，释放痛苦是忧患的叙述者摆脱历史重负的第一步。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的共同之处，是理想主义的红旗仍然在心头高扬。 忧患的叙述者遵循的依然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的现实主义原则。叙述者大于人物，以一种沉重悲痛的叙述口吻讲述灾难的故事，人物在故事中慷慨悲壮、正气凛然地面对邪恶，最终常常是死亡的结局。死亡，不是一般性生命的自然终结，而是冠之以政治的诬陷、蹂躏、迫害和恐怖性打击。悲剧性的死亡是展示灾难荒谬时代最为可靠的证据。《伤痕》、《小镇上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我是谁》、《枫》、《死——给文革》……忧患的叙述者眼含泪水，声音哽咽地讲述着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使小说文本笼罩上一层哀伤的色彩。 忧患的叙述者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哀悯审视自己的故事。爱、善心、同情心在黑暗的年代里是人性闪光的灯火，是受苦受难者的福音。而且，这种人性之中美好的因素常在人物最凄惨最难堪的环境之中时隐时现。作者对未来光明的希望化为忧患的叙述者叙说的“真实”的场景。石在于《土牢情话》中遇到乔安萍，章永璘在《绿化树》中遇到马缨花，张思远在《蝴蝶》中遇见秋文……人性美所具有的神奇力量使受难者获得拯救。不知不觉之中，忧患的叙述者将苦难的岁月艺术化、诗意化了。相信读者悲乌及屋，不会怀疑其中有何制造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