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1-0092-06 我们论述文学作品时，总会以不同的“力”作为评判标准。谈到沈从文的作品，一般会认为具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余华的小说则常被人认为具有穿透人心的“感染力”。然而，如果我们从“力”的字源和本义入手，会发现“力”与文学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那么，“力”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范畴，是何时被运用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当中的呢?在运用过程中，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综观目前对于“力”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力”概念本身的研究。胡传吉在《“力”之文学变道》①一文中，分析了先秦时代对“力”的忽视以及现代对“力”的彰显和推崇。二是论述“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如杨姿的《“尚力”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传承》②、施秋香的《“文说”与“诗力说”——刘师培与鲁迅文学观之比较》③、苏琴琴的《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神思之“心”与摩罗之“力”——对鲁迅早期文学观念的考察》④等。三是艺术批评领域对于“力”的运用。如《谢·维·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创作中作为美学范畴的“力”》⑤和《“力”作为书法批评的范畴》⑥两篇文章分别从音乐和书法的角度，借用“力”这个概念对艺术作品进行批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某一作家或某一时期对于“力”这个关键词在文学文本批评中的使用，缺少一种整体性的眼光，大多没有从“力”字起源入手，分析其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种文学批评概念的，以及其是如何参与到文学批评当中的。基于此，笔者重溯“力”之源头，寻其发展流变，力图探求“力”关键词与文学的间距问题。 同时，在笔者看来，中华元典关键词具有“历史坐标性”：“源起于轴心时代、扎根于先秦元典的中华文化关键词，在其后漫长的演变历程中，以‘词根’的方式沉潜，以‘坐标’的方式呈现，既标举特定时空的文化观念，又接续前世与后代的文化命脉，从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坐标。”⑦中华元典关键词“力”在不同时代的语义和语用，正体现了“历史坐标性”这一新的阐释路径与方法。 一、语德不语力：作为“劳力”概念的“力” 《说文解字》释“力”：“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⑧许慎认为，“力”是连接人的臂与手的“筋”，“筋”是使人或物发力的载体。徐中舒不认同此观点，他在《耒耜考》中说：“力象耒形是也。”⑨温少峰、袁庭栋也认为：“‘力’字作为名词是耕地之耒，作为动词是以耒耕地，即‘力田’之力。”⑩甲骨文中与“力”相关的字还有“男”字，许慎将“男”字解释为“言男用力于田也”(11)，或可与他对“力”的解释相互补充。然而，若按徐中舒对“力”的解释，“男”字应解释为用“力”这种农具耕田。裘锡圭在《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一文中说：“晚近治农业史的同志，多认为力是由原始农业中挖掘植物或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成的一种发土工具，字形里的短画象踏脚的横木。这应该是可信的。”(12)由此可见，许慎之说或不够准确。但是，无论“力”是象人筋之形，还是象耒形，此时的“力”的概念，更多指的是“劳力”，与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还遭到文学的忽视与放逐。 儒家思想对于“力”总是忽视和排斥的。《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3)钱穆认为：“此四者人所爱言。孔子语常不语怪，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语德不语力，如荡舟扛鼎之类。语治不语乱，如易内蒸母之类。语人不语神，如神降于莘，神欲玉弁朱缨之类。力与乱，有其实，怪与神，生于惑。”(14)为实现“德治”的需要，“力”作为一种与“德”相对的含有不稳定因素的概念，自然就遭到儒家思想的抛弃与忽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倘若提倡“尚勇”、“尚力”的思想，诸侯的统治则可能受到来自底层劳动人民的动摇，毕竟，劳动人民才是“有力者”。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当“以德服人”，而不应“以力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5)就连兵家也不推崇以“力”取胜，例如，《孙子兵法》中强调的是“不战而胜”，而不是“力战而胜”：“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6) 当然，诸子当中也有主张对“力”的崇尚。《墨子·非乐》云：“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17)“力”在墨子这里指的是人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相对较低，只有依靠“力”——无论是统治者的“脑力”，抑或是劳动者的“体力”——才能使得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但是，倘若对“力”的使用不加节制，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曰：力政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方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贼害也。”(18)(《墨子·天下志》)虽然墨家学说强调了对“力”的重视，但其是站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阐发的，与文学并无直接的联系。另外，墨子也强调“非攻”，频繁的征伐可谓“天下之巨害”(19)。 综观各家的思想，无论是放逐“力”，抑或崇尚“力”，其实都是对“力”的限制，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儒家施以礼乐，道家辅以无为，法家加诸刑罚，墨家强调兼爱，殊途同归，其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愿望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