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人类学”，在文学专业方面通常是指以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的视野看待、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①。显而易见，这是在20世纪迅速发展的新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跨学科领域。综观人类学这门新学科的优势和跨学科影响力，有两大原因值得注意：一是作为该学科基础与核心的文化概念对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都有巨大牵引力和穿透力。文化概念提供的宏观整合性视野是文、史、哲、政、经、法等所有学科都没有也都需要的，因而自然发生了超越学科界限的新知识整合与重建过程。目前这个过程依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给各个学科带来与时俱进的变革机遇。二是人类学自身显示出极强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超越特性，引发和促成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知识观大变革——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和认知范式的普世合法性问题，第一次遭遇到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全面质疑。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主义目标而转向人文性的文化意义理解的阐释人类学派，后者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在学界直接催生出全球性的本土文化自觉浪潮和文化寻根运动。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如何给现行的知识传承——大学教育制度“去西方中心”和“去殖民化”，成为本土文化自觉的一个突出表现。中国内地近十年来的国学复兴热潮，可以看作“全球地方化”的国际文化寻根运动在本土的余波。 除了文学人类学以外，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到人类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学术潮流还有：20世纪后期国际史学界催生出新史学革命——从以前的帝王史学与英雄史观，转向社会文化史和俗民生活史；哲学界先后产生出现象学革命、解构主义运动和后现代知识观的革命，科学哲学方面有建构主义学派的问世；社会科学方面有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诸多边缘学科的兴起。 就国内而言，史学界方面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反思性论辩，均值得注意。相比之下，文学方面的情况还显得相当的沉寂与滞后。这里的热点争论也有，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以及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讨论。还有文学与生态、文学与经济的讨论等，虽表现出跨学科的意向，但终究限于学科本位主义的视野束缚，对构成“中国文学”学科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学观及知识范式，没有根本性的触动，缺乏本土文化立场的反思与批判。 随着大国崛起的时代需要，面临如雨后春笋般的国学复兴热潮，当年西学东渐冲击下被当作反面教材的《论语》、《孟子》等儒道经典，居然重新成为当今媒体追捧的对象，在没有严肃的学理审视下出现众声喧哗状态，大有呈现为虚假繁荣的危机征兆。凡此种种，表明国学价值的重估亟须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反思性认识。 正如当今思想者在启蒙运动过去数百年之后还要不断重新发问“什么是启蒙”一样，反问大家习以为常的初级问题，实际意味着对启蒙的质疑和再启蒙。 被业内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文学”这个学科，其实是在西方literature(文学)观念输入的背景下，被人为建构出来的一套现代学术话语。按照这套话语所讲述、所传播的“中国文学”，相比这套外来的学科话语进入中国之前的时代，究竟是距离我们中国文学的现实存在更切近一些呢，还是更遥远一些？此一追问是本文要揭示的核心问题。 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精微特质，这往往是无法通约的，即无法用普遍性的理论和概念工具加以准确把握的。像针灸所赖以存在的穴位经络观念，至今无法用西化的科学仪器如X光机所把握和认识。人类学者的主要工作就在于认识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特性所在。惟其如此，人类学主张要尊重每一个文化所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避免用西方的思维和概念架构对本土的知识经验做硬性的肢解和切割。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质疑和追问：现有的被当作合法化和权威化的学科划分，原来是未经过我们本土文化立场论证和筛选的舶来品。“中国文学”学科赖以建立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围绕着这两个关键概念而建构出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概念工具，基本上都不是出自“中国”，而是随着近代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及西方式的大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而传播进来的外来文化成品。又由于西方式的大学分科体制在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获得飞速蔓延，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所有文学专业人士，都是由这一套未经证明其普世合法性的外来学科塑造出来的。这种文化移植与塑造的后遗症在于，使当事者难以超脱和超越自己的学科专业，滋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本位主义心态，或者称学科自闭症。其症状表现有：不但不能有效的自我反思和批评，而且会放任和纵容学科本位立场的知识生产——制造出无限制地自我重复的产品——千人一面的“文学概论”、“美学原理”②与“中国文学史”(据统计，百年来由文学研究界生产出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学史”书籍已经多达1600余种)③。如果没有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学科合法性反思运动，自我复制式的重复生产格局还会惯性蔓延下去，并且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从人类学认识所提倡的本土立场看，当今的文学专业人士在思考“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问题时，只有对象素材是中国的，而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和问题模式都是照搬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这样的一种理论观念上的先天限制，使得无论“重写”的动机如何，都无法获得超越的基础条件。这就难免使形形色色的“重写”蜕变成换汤不换药的局部变化和总体重复。人类学关于“写文化”的方法争论④，在很大程度上足以给文学研究者提供借鉴，促使我们重新开启文化自觉之门，对长期以来信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观念和理论范式，给予清理和批判，重新权衡其应用于中国文学实际时的优劣和利弊。从本土的地方性知识角度，反观本土文学所特有的因素，重建思考文学史问题的观念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