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21)03-0001-16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历史事件，标志着古老中国步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历史必然的正轨大道。百年激荡，岁月峥嵘，革命斗争，改地换天。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经历了艰难险阻的历史过程，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辉煌功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在百年发展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和有效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历史研究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1]在此，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与方法，以百年历程为历时性线索，回顾与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开辟鸿蒙：“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端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文化思想运动，其重大历史意义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理解和阐释，但其中最为重大、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文化情势、精神动力、思想资源和理论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的，其标志是：1919年4月《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部分译文；1919年5月《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分别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主持下重磅推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马克思研究专栏”。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因此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开创者。 (一)文化与政治：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互通互动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前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经历了一个从倡导文化思想层面革命到鼓动社会政治层面革命，再到参与政治政党层面革命的不断递进式的转向，这就是说，无论是思想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政治层面上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同步同向发生发展。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699-700毛泽东将“五四”运动的理解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大历史背景之中，并将其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其完整把握中国现代历史开端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间互动关系的宏阔历史视野。从此意义上说，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启动了中国化的伟大开端，同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才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显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进行、互动生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端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层面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思想及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形成了互动融通的紧密关系。正是这种内在的紧密关系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建构之初就凸显出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政治实践紧密结合为一体的特征。如果需要对这一开端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开端之初就凸现出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文化运动、文艺运动与政治运动互动融通。 (二)艺术与哲学：文艺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视域 李大钊关于文学艺术的相关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如果说李大钊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知识分子较早系统地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长篇文章，那么，他写于1919年12月的《什么是新文学》就是最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表述文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理论长篇。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文艺理论专论，但为后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其中，尤其是唯物史观、意识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物质上的生产与精神上的生产等基本理论概念的译介和阐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视域。李大钊重点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学说，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意识形态”理论，从此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待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视域——将文学艺术理解为受制于经济基础并建基其上的上层建筑，或受制于社会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李大钊又在《史学思想史讲义》(1920)中做了进一步补充：“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3]293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术语都是经由李大钊率先译介和阐释而传播开来的，以至一直沿用使用至今。对此，德国学者李博曾考证辨析说：“中文术语‘经济基础’是李大钊首先在翻译马克思的《序言》LW(CKE1)(笔者注：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使用的；他效仿了Kawakami Hajime(JKE2)(注：河上肇)所作的《序言》的日文翻译创造了这种中文译法。”[4]316“在《序言》里，马克思讲道，一个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要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Kawakami(注：河上肇)和在他之后所有翻译《序言》的译者都使用了日语中的‘ishikikeitai意識形態’这个词来翻译‘Bewusstseinsformen’；很多翻译《序言》的中国学者于是也仿效这种翻译方法，李大钊是其中的第一位。是他把汉语词‘意识形态’引入了中国政治术语当中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里，‘意识形态’这个词的作用范围扩大了。”[4]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