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5)01-0031-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1.004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是第一份以“文艺政策”为题名的中共中央文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自此才有“文艺政策”。恰恰相反，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在文艺领域便一直有一套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而已。 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①，不但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使古田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而且，作为“红军法规”②，古田会议《决议》也以其“党规”、“军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和法理基础。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古田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半月之内，两次会议；一文一武，文韬武略。显然，毛泽东倡导的“我们要文武双全”③和“两支兄弟军队”“互相结合起来”④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就整体而言，苏区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不但互为表里，相互支撑，而且和苏区建党、建军、建政的理论与政策融为一体，并以党政军机关文件的形式——诸如决议、通告、通令、训令、纲要等——表现出来。在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以旗帜引领为前提、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政策法规为依据、以体制建设为保障，自上而下地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和文艺创新的历史经验中；在坚持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化、审美文化形态大众化、苏维埃文化本土化、民间文化资源体制化的意识形态策略中⑤；在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文艺体制、文艺形态、文艺批评诸方面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整体构架中，都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地包含有文艺政策方面的内容与要素，并表现为中共文艺政策历时性建构的性质、特点与规律。 在一个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国家的封闭落后的偏远乡村，中共成功地策动了一场具有国际化、先锋性的共产主义“赤化”运动和苏维埃运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就这一奇迹的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立足于政治意识形态修辞方式与大众传播策略的苏区文艺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不能不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文艺工作的宣传本位原则 重视宣传，擅长宣传，是中共的政治传统和政治优势。如果说湖南农民运动之蓬勃开展成为中共政治宣传的成功范例，那么“八一”南昌起义的失败，则堪称中共政治宣传失败之典型个案了。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等，都曾对此进行过深刻检讨与反思。 可以说，正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了重新认识和思考。《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曾指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⑥有的基层党委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或指示：“不努力宣传就是反革命”⑦；“要随时考察检查各同志煽动工作的成绩”；“不宣传者即严重处罚”⑧等等。“为要特别加紧宣传煽动工作，党必须培养一批宣传员和煽动家，各地党部在党员中特别注意长于宣传煽动的分子，经常的给以有力的指导”⑨，也成为1929年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理论总结，突出表现为1929年12月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⑩具有党规、军规、法规性质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将军队的“宣传兵”“宣传队”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落到了实处，而且也为苏区文艺的宣传本位原则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明确了文艺宣传的任务和方向。 因宣传而文艺，以文艺来宣传，决定了苏区文艺政策的首要原则便是宣传本位原则。“革命文学”论争时期，李初梨的“武器的艺术”论虽有机械论和绝对化的问题，但无论是左联还是苏区，“工具论”和“武器论”文艺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合法性。左联的口号是“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11)。其规划并策动的“苏维埃文学运动”，也旨在服务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宏大目标。苏区文艺，更是在因宣传而文艺、以文艺来宣传的基础上生长与发展起来的。 基于此，从中央到省委、特委、县委及各级苏维埃政府或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了大量的决议，制定了大量办法，下发了大量的文件。文艺，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修辞。政治艺术化，艺术政治化，在苏区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正如1927年7月创刊的红四军政治部刊物《浪花》发刊词所称：《浪花》的使命是“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级，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12)。亦如工农剧社1932年9月制定的《章程》所言：“宣传鼓动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13)。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决议案(1932年9月)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14)的口号。《工农剧社歌》(1933年5月)则意气风发地唱道：“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的武器/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苏维埃而斗争……”(15)1933年5月创刊的《红色中华》文艺副刊《赤焰》发刊词更是号召：“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