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2)01-0007-04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无法不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成了需要处处追问的严峻问题。王韬在他的政论散文《弢园文录外编》和游记散文《漫游随录》里曾较早对此做过探讨。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在中国的全球性语境里思考中国人的新的身份问题。而到了苏曼殊的文言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1912)，则是出现了三郎这一新形象。这个虚构的人物形象集中地凝聚了那时期中国的敏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至今可以给人以启迪。 尽管三郎与苏曼殊本人有深切的渊源关系，但这里还是宁愿把他看作虚构的艺术形象。当然，苏曼殊的个人身世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他的出生本身就构成跨民族、跨文化的结合，这有助于理解三郎的出生和寻母故事及其孤独与飘零体验；二是他的留学日本经历，这有助于他的新的现代世界视野和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三是他的革命活动历险，这种出于民族大业的反抗行动及其失败，使他的小说带有明显的悲情；四是他的出家人或“革命和尚”身份，有助于理解三郎在情欲与理智间熬煎的痛苦体验。一般认为，三郎的悲剧命运是由封建礼教和世俗偏见造成的，也与佛门戒律有关。但我在这里还是愿意认为，三郎的人生际遇需要从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角度去理解。正是由这种全球性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认同境遇，可以获得一种“发现”：三郎的悲剧其实是由三重门的诱惑与拒绝所致。 小说以第一人称“吾”或“余”行文，写少年孤僧三郎的飘零生活，贯穿着一种浓烈的断零体验。主人公三郎生在日本，长在中国。他是纯粹日本人的儿子，这与苏曼殊个人的中国与日本混血出身略有不同。他的生父宗郎为日本“江户名族”，父亡，其母带他到中国，以图“托根上国”，“离绝岛民根性”，“长进为人中龙”。三年后，母亲返回日本，三郎即遭到养母虐待和遗弃，又遇义父毁婚，心灵饱受创痛，在伤心与失望中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佛门也无法化解他心中的个人身份认同渴望，对于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三郎的这种跨民族和跨文化的身世，本身就具有一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间特有的现代性气质。因为，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现代，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人们之间才有了愈来愈频繁的交往，包括跨民族间通婚。三郎正是这样的时代的产儿。三郎，是现代性异质文化的产儿。 作为这种异质文化产儿，三郎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矛盾：他在民族上是属于日本的，但在文化素养上却又是中国的。他的母亲由于厌恶日本的“岛民根性”，对中国这“上国”抱有乌托邦式的想象，因此携他投奔中国。然而，与他母亲的美好想象迥然不同的是，中国在家族关系和婚姻制度上表现出来的劣根性，却让三郎从幼年时代起就饱受创伤。可见，在三郎身上，交织着两国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身份错位。他的日本民族身份与他的中国文化身份之间，形成一种难以化解的位置错换。一方面，当他向中国文化认同时，他的日本血统使他屡屡遭到排斥，认同愿望必然地落空了。另一方面，当他转而向日本民族寻求时，他对中国的留恋又迫使他仓惶逃离日本。于是，他无法不遭遇一个跨国文化问题：在中国与日本这两国之间，到底哪“国”才是他的理想归宿呢？他的切身体验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国家！这样，他的个人身份认同就落空于跨国的选择困窘之中。这是国门对他的拒斥。从三郎的这一跨国选择困窘，可以见出一种现代个人特有的民族国家认同困窘。在中国丧失掉“天朝上国”的文化中心威仪而降格为落后而贫弱的民族国家时代，现代个人整体也必然地因此而丧失掉固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似乎被无形的分割力量肢解为断片，飘零于无家可归的虚空中。三郎的这种由国门错位而生的个人断零体验，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国个人的现代性体验中，具有一种典范性意义。这种典范性意义不是表现在跨国的文化选择究竟沉落在何方的困窘上，而是表现在两者都一时无从选择的困窘上。也就是说，这两国文化之间，无论哪一种都不理想，都令他失望。这一点寓言式地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文化困境：以清王朝的覆灭为标志，当辉煌的中国古典性文化衰败后，中国人感到失去了皈依，无家可归；而以日本为代表的新兴现代性文化虽然吸引了大批中国青年，却毕竟是陌生的他者，无法让人产生“家”的归属感。于是，三郎的国门错位体验如一则寓言，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现代个人的一种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断零体验。 要紧的是进一步看到如下事实：三郎的这种国门错位体验又同家门与佛门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我们看到，三郎在母亲返回日本后就失去了真正的“家”，不得已离开家门而投向佛门。但是，佛门无法满足或化解他心中对于家门的向往之情，于是又转而赴日寻母。母亲，似乎寄托着他的个体人生的最后归宿。归宗认母的过程是顺利的。三郎在日本幸福地见到久别的母亲，还与姨母和表姐静子相处甚洽。尤其重要的是，母亲和姨母作主，要把美丽、聪慧且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静子许配给他。按理，三郎终究寻到了自己的家，一生都有福了。然而，三郎尽管心存家门，却又不甘于此，而向往回归佛门。“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于是，一只脚跨进家门的他又匆匆逃离亲情和爱情，渡船返回中国，到杭州灵隐寺重归佛门。谁知佛门也非清净之地。闻听雪梅离世的噩耗，三郎又立即不顾一切地跨越佛门而去故乡拜谒雪梅的坟墓。这说明，家门之事是始终牵挂着这位皈依佛门之人的。这样，三郎由始至终是徘徊于家门和佛门之间的。在家门时心向佛门；而在佛门时又系念家门。这两重门都深深地既吸引又排斥他，使他无所适从，痛苦万分。 当家门与佛门的争斗与国门错位交织一体时，情形就更趋复杂了。国门错位已使三郎在中日两国间苦苦寻觅而不得，而家门与佛门间的争斗又令他备受欲望与空无之心的熬煎。如此，在三郎面前同时开放着“三重门”的诱惑：一是国门，即跨民族的和跨国家的身份认同；二是家门，即家族认同；三是佛门，即佛教认同。这等于同时向他打开了通往未来人生的三重门径。但是，这三重门中，哪一重又都不完美，都令他既生希望又生失望。三郎的个人选择看起来是多样的，但实际上却是无奈的：因为他根本就无从选择。这样，三重门其实等于没门！结果是，一种人生无门的痛苦与绝望体验，充溢在三郎心中。 这样，读者不难在头脑里浮现出一个徘徊在国门、家门和佛门之间痛苦抉择的现代性个人形象。之所以说三郎形象是个人性的，是由于小说把全部的叙述焦点都集中到三郎的个人身世及其命运选择上。尽管三郎的个人身世和命运归根到底都与民族国家的整体境遇和命运有关，因而可以由此得到合理化解释，但整个小说的叙述结构毕竟是以他个人的人生体验为中心的，由这一中心才生发出其他意义。这一点也由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体和心理描写而得到了强化。“余”或“吾”的讲述渲染出一种真实感、直感，而他的心理活动又直接披露出内心痛苦体验，从而比起第三人称叙述和客观描写来，更能加重个人体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