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能“绕开”列宁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列宁的文艺思想遭到了解构性的扭曲。在某些人的眼中，列宁文艺思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成了“文艺政治学”或“文艺党性学”的代名词。尤其是在那些为文化自由主义吹嘘和辩护的学者那里，列宁的文艺思想几乎成了令他们“恼怒”和“恐惧”的东西，20世纪无产阶级文艺实践偏颇与过失的原因，都加到了列宁的头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有必要还原列宁文艺思想的本来面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对列宁文艺思想在当今世界又重新产生明显影响的呼应性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有责任把列宁的文艺思想融入当代问题意识的探讨之中。 列宁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1]这同样适用于文艺理论研究。那么，列宁文艺思想与马克思的文艺思想是什么关系呢？这里可借用齐泽克的一句话，即“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2]齐泽克的重新回到列宁的思路，虽说是拉康和克尔凯郭尔式的，他“想找回的这个列宁是形成中的列宁”，[3]但这句表示敬意的话却道出了某种真理，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理论传承的血统，看到了正视列宁思想成就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遗产——包括文艺理论遗产——的无须怀疑的可能性。 为何说“绕开列宁”就难以直接接近“本真马克思”？我想，这恐怕是因为只有列宁才是站在马克思学说与现实世界当务之需中间真正起到沟通作用的巨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天才的实践家和历史行动者，他的见解带有理论启迪和实践指导的双重价值。 马克思逝世12年后的1895年，面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泛起，拉法格曾告诫到访的25岁的列宁：“不可能有俄国人懂得马克思，因为当时的西欧已经没有人真正了解马克思了。”[4]在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期时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列宁，是带着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带着俄国革命的现实召唤，迅猛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锤炼的进程的。列宁极其忠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同自己各种政治敌手的激烈论战中，无畏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西方有学者不无挑剔地分析道：“列宁最经常加给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最尖刻的罪名——他一生都充满了这种争论——就是他们‘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只要对原文作字面上的正确解释，这种‘篡改’即暴露无遗。”[5]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歪曲、篡改和修正，这是列宁毫不含糊、绝不妥协、无比集中的理论任务。这就为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布哈林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所贡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践的代数学；列宁的贡献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还有它们的算术，即从更具体、更具有实践性的观点来解代数学的公式。”[6]这个比喻，揭示了列宁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师承关系，揭示了列宁理论的特色以及他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征。 二、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基本方面 高尔基评论列宁说：“他说话总会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急着要传达给你某种真理，好像他不是为自己的意志在讲话，他讲话是出于历史的意志。”[7]这个说话风格表明，列宁的思想是极其联系实际的，他的理论是历史浪潮中涌出的声音。如果按照罗蒂的诠释来讲，那么，列宁不是作为文人的英雄，而是哲学和剑结盟式的英雄。[8]读一读列宁的著作，考察一下俄苏历史，就会得出这种鲜明而强烈的印象。我们对于列宁的文艺思想，也应当如此看待。 毫无疑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列宁的哲学思想总结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9]这一论断，给我们认识列宁文艺和美学思想以巨大启示。“二战”后，特别是196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东”剧变，中国也正在发生重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个背景下，引起一些人对列宁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科学性的怀疑，引起一些人向它挑战、驳难和攻击，有人执意要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除出去，这在国内外的一些理论阐述里并不鲜见。我们今天探讨和阐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实际带有迎接挑战和回答攻击的味道。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价值，认识和理解列宁文艺思想的强大生命力，这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 概括地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把辩证法和唯物论彻底地运用到文艺理论上来，解决了文艺认识论、文艺反映论、文艺本体论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二)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思想，从而为无产阶级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功能和要求指明了方向；(三)以评论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等作家与作品为代表，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批评艺术达到了新的水准；(四)高度重视民族文化问题，首次提出“两种民族文化”学说，为文艺的民族性和阶级的分析提供了指南；(五)与高尔基、阿尔曼德等一些作家的交往和对他们的关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家的态度，体现了科学的文艺政策和艺术精神；(六)初步探索和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经验，比如开展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论述文化遗产如何批判继承，揭示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特点，谈论对新出现的现代派艺术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推进性的论述，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贡献了大量的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