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新视野、新观点、新格局、新写法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其中有以图出史、图文并茂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杨义），有以点代面、以十二个年份为聚集点的《百年中国文学》（谢冕），有注重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田本相），有以创作思潮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展主线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进行全面回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徐瑞岳）等。这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史写作的无限多样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文学史研究的活力。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鼓舞的。 在多样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经典化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但又未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的问题。文学史的研究固然而且必须要以史料为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著有不少流于史料的堆砌；文学史的研究自然要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但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史著内容过于庞杂，脉络不清晰，令读者如坠云里雾中。这些情形的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缺乏经典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早已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文学研究失去了“显学”地位和轰动效应而走向“古典化”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是否应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自觉追求？而文学的经典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 一 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 20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逐渐摆脱了政治决定一切的标准，还文学以文学本来面目以后，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失去了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学术研究以后，文学经典化问题开始成为学术界思考的一个问题。到90年代后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较多地引入经典化研究。尤其在世纪之交，以经典化为主要内容，在海峡两岸都开展了文学经典的评选活动。中国大陆出现了多种“百年文学经典”选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百年百种优秀文学图书”；台湾《联合报》评出“台湾文学经典30种”等。香港《亚洲周刊》更组织全球知名华人专家、作家，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这些活动固然有出版商拓展市场的因素，但显然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调整研究思路，重建研究秩序的趋向。 当然，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艺术修养、文学观念、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对经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依我看来，所谓文学经典，指的应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 首先，作为衡量经典的标准，我们理应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道出了文学的精髓。“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深受西方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以人为本，追求以个性解放为核心的人的全面解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不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对人的情感、心理和整个精神世界有着深刻而动人的描写。它艺术地表现了人性的方方面面，既有人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也有人性的种种弱点，包括病态、变态等阴暗的一面。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示，老舍对老北京市民社会和市民性格的生动描写，沈从文对湘西世界未受现代文明侵蚀的自然淳朴人性的审美发现，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大上海十里洋场没落贵族家庭的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艺术刻画，成就了他们作为杰出作家的地位。其中，沈从文的小说在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追求方面，取得了尤其突出的成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注：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这两段话表明了沈从文人性至上的艺术观，他要在文学的殿堂里供奉人性。他的创作是对其人学思想的忠实实践。上述作家对中国社会人生和人性的艺术表现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系列。 其次，文学作品是艺术作品，审美性和艺术价值应是衡量经典的主要标准。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注：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载《“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9页。）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期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联系紧密，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研究者注重的不是文学独特的审美品格与独创的艺术价值，而是竭力发掘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政治意识、思想倾向、文化价值等文学本体之外的东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鲁迅研究的情形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成为左右鲁迅研究者的经典评价。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瞿秋白则高度评价了鲁迅思想观念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在这些经典评价的影响下，鲁迅的经典意义更多地被定位为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文化战士，而作为真正的文学家的鲁迅常常是缺席的，鲁迅作品巨大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便我们充分肯定了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但对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也缺乏认识，更不敢直视鲁迅思想上的矛盾困惑。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才得到较大改观，人们才回到鲁迅创作本体进行艺术研究。事实上，我们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致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