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13)01-0069-06 “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1]124，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实践美学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一命题脱胎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但却克服了这种现象学的思辨性质，认为人的感觉并不是通过精神的矛盾运动转化为理性的，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直接具备了理性特征。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理性化的感觉实际上就是一种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构成了审美经验的基础。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美学对胡塞尔所开创的现代现象学保持着开放性的视野。澄清这一视野，对于实践美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精神现象学到实践哲学 所谓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变成了理论家，就是说感性能力演变成了理性能力。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此有系统论述。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意识或精神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从最低级的感性逐渐演变成了理性。具体地说，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感性确定性”，它是一种最直接的感觉，对于客体或对象只能“意谓”到“有这么一回事”，所把握到的只是一种最简单的个别性，也就是所谓的“这一个”，至于“这一个”是什么，如何存在，则一无所知。第二个阶段则是“知觉”，其特点是意识能够用语言说出“这一个”是什么，这样一来就把“这一个”变成了普遍的东西，因为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任何一个“这一个”。不过，知觉所把握到的并不是纯粹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直接性”，因为“在这里感觉成分仍然存在着。但是已经不像在直接确定性那里，作为被意谓的个别东西，而是作为共相或者作为特质而存在着”[2]75。第三个阶段乃是“知性”，它能够摆脱共相中的感性成分，把握到事物的普遍本质和规律，“这个绝对普遍的东西消除了普遍与个别的对立，并且成为知性的对象，在它里面首先启示了超出感官世界和现象世界之外有一个超感官世界作为真的世界”[2]97。第四个阶段是“自我意识”，这个阶段意识不再像前几种形态那样以和自身相异的“物”为对象，而是以自身为对象，从而依次产生了欲望、主奴关系和苦恼意识等三种形态。第五个阶段是“理性”，意识超越了前面那种把对象和自身对立起来的观点，它自己就是实在，并且是唯一的实在：“它现在确知它自己即是实在，或者说，它确知一切实在不是别的，正就是它自己；它的思维自身直接就是实在；因而它对待实在的态度就是唯心主义对待实在的态度。”[2]155黑格尔认为，这一特征构成了理性的本质：“理性就是意识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实在这个确定性；唯心主义正就是这样地表述理性的概念的。”[2]155 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的精神或意识现象学包含着两个维度：一个是意识自身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从感性历经知觉、知性而发展为理性；另一个维度则是意识与其对象的关系，从关注对象到关注自身，最终扬弃两者之间的对立。这两个维度交织在一起，表明黑格尔认为意识的发展和演变并不是封闭和独立的，而是在对象性活动中得以展开和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他获得了与胡塞尔相似的洞见：胡塞尔强调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意向性，即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或者说意识总是指向某种对象的；黑格尔则认为意识总是具有对象性的，只能通过对象性活动来加以展开和发展。不过仔细想来，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贯彻这一洞见，因为他否定了对象的独立性和实在性，认为对象只是由意识所设定的，是意识把自身加以外化和异化的结果。这样一来，意识从对象身上把握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意识本身所赋予对象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所设定的。”[3]104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实际上来自于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因而根本上是一种思辨的唯心主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虽然把感性确定性作为意识活动的起点，但随即就强调“这种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2]64。由此出发，他就不再关注对象在意识活动中的显现问题，而是关注意识自身的自我扬弃和辩证发展。虽然由此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与对象性活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却不是从其与对象的关系中产生的，而是由意识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这样一来，他就违背了自己的现象学洞见，把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变成了意识自身矛盾运动的内在环节，他的精神现象学因此蜕变成了一种思辨哲学。 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两面性，马克思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尖锐地指出，“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1]244-245，另一方面又明确肯定，“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63。从这种双重的洞见出发，马克思找到了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批判和改造的突破口。具体地说，他颠倒了黑格尔在意识活动的两个维度之间建立的关系，认为意识自身的辩证运动应该建立在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他就打破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封闭性，使其重新建立在现象学的基础之上。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把黑格尔所说的意识的对象化活动改造成了感性的实践活动，这样一来，意识就不是通过自身的自我否定，而是通过感性的实践活动，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和演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改造实际上是一种还原，因为黑格尔本人已经洞察到了意识的对象性活动与感性的实践活动之间的关联，他所说的各种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对应关系，比如主奴关系对应着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自由意识或怀疑精神来自于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苦恼意识则产生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如此等等，只是由于受制于自身的思辨方法和唯心论立场，他把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当成了意识外化或者异化的结果。马克思则颠倒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主张真正的对象化活动乃是现实的实践活动，至于意识的对象化活动和矛盾运动，则只是这种实践活动在精神领域的显现和反应而已。这样一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被改造成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