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五四新文学的精审研究著称于学术界的刘纳先生，经过十年孜孜硙硙的努力完成的新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斯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又在出版问题上历经五年的周折，终于在世纪末得以问世。这本历经如此漫长的孕育和困难的出版才得以问世的著作，也的确是一本难得的学术佳作。如果说它的完成对作者意味着在学术上实现了一次难能的自我超越的话，那么它的出版则标志着诸多学术空白的填补。例如，古典文学各文体的最后风光及其共同面对的困境，在本书中首次得到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不能不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而作者出色当行的论述也足以使好挑剔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刮目相看；又如夹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之间的那个长期备受冷落因而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的文学，亦因本书作者的耐心发掘和精心梳理，第一次得到了翔实合理的解说，这无疑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宝贵贡献；还有作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男性指导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公开的秘密的发现亦是填补空白、极具慧心的妙手；即使在学术界研究相当充分因而很难出新的五四文学领域，本书也提出了不少新发现和新认识……若统而观之，则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难题相关，而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学术贡献即在于它使这个重大的学术难题获得了全面而又深入的突破性进展。 这个重大的学术难题便是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初短短20年间完成其从“古代”到“近代”的嬗变的。这一变革的重要性当然是人所共知的，而由于长期的学术分科和新旧分歧，学术界在这个事关重大的文学史课题上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双重鸿沟——学识上的和认识上的。事实上正是这双重的困难使得这个重大的文学史课题长期得不到认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几乎被学术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人们只是把这一变革作为一个当然和已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却很少去探究它何以和如何发生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问题才真正引起了学术界——主要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和讨论。不过，学识上和认识上的缺陷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弥补得了的。所以近些年来我们虽然不时可以看到关于这个课题的论述，但论者大多浅尝辄止而少见持续深入的探究，且往往给人心气有余而才识不足之感。直到刘纳先生的这本新著出版，才使这个课题获得了真正堪称是全面而又深入的突破性进展。不待说，刘纳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过人的突破性贡献，当然得力于她的充分的学术准备和扎实的学术功底；但窃以为更难得的是她面对复杂的文学史难题有相当健全的历史理解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关系、对文学变革中革命与被革命的双方关系以及对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应该说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事实上是对每个文学史研究者历史理解力的考验，而刘纳先生在这些问题上也是经由困惑和对困惑的反思才获得健全理解和恰当的处理的，因此她的走出困惑的成功经验也就特别的亲切和富于启发性。 本书对近、现代文学关系，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新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关系的创造性整合，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是文学史研究中如何处理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关系这个两难问题的成功范例。在本书的后记中刘纳先生曾坦诚地交代说：“文学的延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也曾使我困惑。”而令人欣佩的是，刘纳先生正是在对困惑的深入反思中找到了辩证地理解和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思路。这在本书第四章中有特别精彩的发挥。本章旨在梳理出从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中国文学“近代”性变革的轨迹，这当然是对不同时期文学的连续性的探究，但作者并不像人们惯常所做的那样刻意寻求不同时期文学的相似性、共同性，反倒着力揭示和比较其间的种种差异：前者的最大兴趣在政治，后者的浓厚兴趣在思想；前者较多思索民族群体的出路，后者更注重寻找个人的精神出路；前者为干预政治找到了“影射”的表达方式，后者为抽象的哲理思考找到了“象征”的表现形式；前者因政治的关怀而为文学拓展出了广阔的社会视野，后者在社会视野缩小之后却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前者满怀信心地把文学作为“宣传的利器”，后者则因思想而陷落在“问题”的迷阵……如此鲜明的差异甚至体现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各有其偏爱的典型意象——辛亥革命时期进步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魂”，这“魂”往往是集体性的（国魂、军魂、民魂），主要表现着政治的、智性的内容，五四诗歌中则频频出现“心”的意象，这“心”的意象总是顽强地体现着个性和感性。这些比较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入手，令人叹赏不置。然而如此一来这两个时期的文学岂不失去了连续性或统一性了么？不，作者历史理解力的高明之处恰在于她从这两个时期文学的差异性中揭示出了其间的连续性，这是一种“动”的即变革的连续性——不仅辛亥时期进步作家的“政治觉悟”和五四作家的“思想觉悟”，都是中国文学“近代”意识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阶段，而且从前者“到”后者的变迁岂不更为主动地显示出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的进步轨迹！紧接着作者又在第二节中从“国民”意识和“人”的意识的觉醒入手，比较了辛亥进步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差异，最后则同样令人信服地从二者的差异中揭示了其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诚如作者所感慨指出的那样：“这两个时期文学对于近代意识的偏执一端，又造成了它们之间难以逾越的精神鸿沟”。事实上这种精神的鸿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一直是文学史研究者未能克服的思维障碍。过去不同学科的学者固守一隅、毫不通融，固然是欠通，今天的一些学者刻意求同以至于抹杀不同时期文学的特异性，又何尝是真通。而刘纳先生之所以能在异中见同又能在同中存异，归根结底乃是因为她在对困惑的反思中终于获得了一种深入把握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复杂关系的历史理解力，这种历史理解力的关键即在于真正从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