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2-0094-08 不久前，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些学者犀利的发言无意中刺痛了我，顿时引起了我的警觉。警觉中有愧疚，有反省，也有拒斥。那些发言强调的是，必须坚守文学的本体性，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务必谨慎，对所跨的学科必须有系统的、全面的了解，真正取得了那一学科的发言权，方可以跨越，否则便是“逃票乘车”。 在道德领域，“逃票乘车”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使在“文革”期间铁路客运最混乱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敢无票上火车。 但是，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从事“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的研究，还是从事“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我往往都是在对所跨学科稍有感触、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层开的，对照会上那些同行的指责，我何尝是“逃票乘车”，简直就是“非法越境”了！ 对此，我也可以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比喻。 比如，对于文艺学研究来说，其他一些相关的学科就像是一种化学的“合成剂”或“催化剂”，只要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改变固有物质的属性和演化的速度；相关学科也可能仅只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但即使如此，也可能从此扩大或更改了文艺学研究的视野和背景；甚至，一种新近“侵越”的学科，只不过是块抛向一潭静水的“石头”，它的功用只是打乱了文艺学在某个时期内被长久固定了的模式，改变了既定的文艺学内部的结构与组织……总之，在我看来，对于文艺学研究来说，学科的开放、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跨越是必要的、首要的，也是必然的。从以往文学批评的经验看，社会批评理论向政治经济学的跨越，传记批评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向心理学的跨越，文本批评理论向符号学的跨越，接受批评理论对于阐释学的跨越，女性批评理论对于性别学的跨越，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民族学、文化学的跨越莫不如此。 在跨越某一学科时，对于那一学科的把握当然是越全面、越系统、越深刻、越透彻就越好，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系统透彻地把握了这一学科后才能领取跨越的“许可证”。 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灵，是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学科范围、学科界限，只是人为划分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森严壁垒。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许比我们设想的更为普遍，更为常见。如果说任何学科的界限都不是截然分明的，那么，文艺学学科的界限大约是所有学科中最模糊的。文艺学学科前的那些对这门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孔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李卓吾、王国维等，显然并非文艺学的专门家；当代世界上对于文艺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人，如尼采、萨特、卢卡契、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拉康、福柯、詹姆逊、赛义德等，也都不是文艺学的专家，而往往都是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通才。或许，他们对于文艺学的卓越贡献正是得力于他们对于诸多学科的贯通。 是固守本位，还是敞开门户；是横向跨越，还是纵深掘进，不是一个通过简单表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其更隐秘的层面上，它可能涉及我们对于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对于文艺学研究路向的选择，以及对于文艺学学科形态的设想。 在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中，对于事物的所谓“本质”的理解，较之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质，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的、多变的过程；本质，不再是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之外的、绝对独立的客体，而是研究主体——即一定时代与社会中的人——通过一定的手段对其观察、分析、感悟、阐释的结果。 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壁垒，在量子物理学提供的新的宇宙观中被拆除了。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时常乐道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页。）于是，两个最大学科——人文学科（演戏）与自然科学（看戏）之间的壁垒也就被拆除了，甚至宗教与科学、文学艺术与宇宙学说之间的学科壁垒也在坍塌中。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人类的世界观曾经发生了艰难的转变，到了20世纪中期，一种新的“知识景观”拉开了大幕，一如N·波尔指出的： 不论当时对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感到多么困难，所谓“科学革命”的成果现在却肯定成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页。） 在N·波尔看来，“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也是“自然界的协调性”，“只有认识到这种协调性或统一性，才能对我们地位保持一种均衡的态度，并避免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几乎每一个人类兴趣领域中可能如此容易地引起的那种混乱。”（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6-27页。）这种对于“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使得量子物理学家们对于“跨学科”一无例外地表现出热烈的赞赏。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E·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尽管在所谓“自由意志”问题上与N·波尔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却同样意识到“跨学科”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