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1-0044-09 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8年1月7日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致信郭沫若请求释疑，郭在《答〈文艺报〉问》的信（3月16日）中提出：“主席这首词正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结合。”张光年在复信（3月20日）中立即回应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很值得探讨的。”（以上两信见《文艺报》1958年第7期）。3月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对1957年冬以来出现的新民歌运动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发表意见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这段话讲得比较含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只是作为诗歌内容的要求，并未当作创作方法提出。这使人想到他在40年代提出的口号：“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毛的意见没有公开发表，信息却有所透露。《文艺报》第9期（5月11日）开辟《诗人们笔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向毛主席的诗词学习，向大跃进的歌谣学习》的栏目，发表贺敬之、臧克家、郭小川、袁水拍的文章。袁文开篇便说：“中国新诗的道路应该是：形式是民族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可以作为基础；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这是不易之理，这是我们的方向。”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道：“我们的工作要革命热情、革命理想和实际精神相结合，在文艺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周扬同志，你是文艺理论家，你以为对吗？”之后，周扬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将毛泽东的话进行了论述。6月1日，该文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两结合”创作方法正式提出。 周扬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展开相当广泛的讨论。《红旗》1958年第3期发表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艺报》于第9期开辟笔谈“两结合”专栏后，第12期发表戏剧家任桂林、董小吾、欧阳山尊的文章。与此同时，北京及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党的理论刊物、文艺报刊发表了众多讨论文章，北京、上海、沈阳、武汉等地的文艺部门组织了座谈会。《中国电影》1958年10月号刊登上海电影工作者的座谈纪录，《处女地》1958年8月号刊登沈阳作家、编辑、工人作者的座谈纪录，《布谷鸟》1958年第10期刊登湖北部分编辑的座谈纪录，第11期刊登工农座谈纪录。《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发表一篇全国讨论综述《各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问题的讨论》。为了将讨论引向深入，《文艺报》编委会邀请在京的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编辑和高校师生140余人，从1958年10月31日到12月26日连续举行7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有：谢冕、吴同瑞、按苗、张文泰、何其芳、臧克家、马少波、郭汉城、严青、凤子、艾芜、贾霁、贺敬之、李之华、陈默、张庚、冯至、沙鸥、杨晦、胡经之、冯其庸、罗毅军、田汉、石丁、吕骥、廖仲安、林志浩、虞棘、陈白尘、老舍、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组的代表、力群、胡一川、张望、钟灵、王琦、齐速、亚明、阎丽川、华夏等40余人，《文艺报》1959年第1期发表《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告》。该刊从1958年第23期开始，在“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专栏中陆续发表有代表性的文章，如：胡经之《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张庚《从“畅想未来”和“古今同台”谈起》（以上文章见1958年第23期），杨晦《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与时代的关系》、廖仲安《我的体会》（以上见1958年第24期），老舍《我的几点体会》、陈白尘《舞台上的理想人物及其他》、陈亚丁《满怀期望话“结合”》（1959年第1期），郭汉城《对一些争论的意见》、陈默《从几个剧目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959年第2期》，吕骥《我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解》（1959年第5期）等。此外，应提到的还有，茅盾《关于浪漫主义》（《处女地》1958年8月号）、邵荃麟《门外谈诗》（《诗刊》1958年第4期）、邵荃麟《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以群《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胡经之《理想与现实在文学中的辩证结合》（《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李希凡《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革命现实和革命理想的结晶》（《文艺报》1959年第3期）等。《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也发表综述文章《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 “两结合”的讨论都是在肯定意义上的阐释，一是从理论上阐明它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二是从文学史角度证明它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总结”。于是，“两结合”便成为根据时代发展提出的最好的创作方法。1960年7月，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正式确认了这一创作方法。周扬在大会主题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指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艺术方法。”之后，“两结合”便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成为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这里一个难解的问题是：建国初期进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讨论，并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将其确定为我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应遵循的方法，五年之后，何以又用“两结合”取而代之？“两结合”究竟有何优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处？ 按当时的说法，“两结合”产生的现实依据有：(1)“大跃进”运动。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由于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时代”，文学创作中“单是现实主义自然就不够了”[11]，“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与我们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2]。而且，“大跃进”的文艺又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文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最有利于共产主义文学艺术的创造”[3]，因而，“两结合”“不仅适用于现在，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4]。(2)新民歌与毛泽东诗词。两者一俗一雅，却都具有浓重的浪漫风格，是“两结合”的创作实践依据。周扬便由新民歌提出“两结合”，认为这是诗歌的新道路。邵荃麟则进一步发挥，认为”也为所有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5]郭沫若则以毛泽东诗词论证“两结合”，认为要学习“两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从第二个依据看，毛泽东诗词体现的浪漫气质确实可成为提出“两结合”的依据，新民歌是在毛泽东的发动下掀起的一场运动，也与毛泽东的气质有关，自然也可以作为依据。但是，毛泽东的诗人气质由来已久，为什么从1942年《讲话》到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都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年却提出“两结合”？第一个依据似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两结合”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社会充满了幻想和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必须结合上革命浪漫主义。如周扬说：“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人们过去常常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当作两个互相排斥的倾向；我们却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而又统一的。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会容易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它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6]言外之意是，过去的现实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内都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