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中国的大学建制中，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文艺学这样英雄气短——曾经辉煌一时，作为中文系各门学科的基础与前提；而今，虽然像文学史一类老实巴交的学科还不得不沿用文艺学的那些基本命题，其他的学科算是与文艺学不辞而别了。事实上，文艺学学科中的人们对那些核心理论、那些基本命题也有点惶惶然，上课给学生讲的是一回事，背后自己热衷做的研究是另一回事。一门学科的存在当然是以其理论核心、基本的命题、基本的体系为标识，但对于文艺学来说，这些核心、命题和体系都显得疲惫不堪，只是依靠过去的威严才维持住现在的体面。在中国，文艺学学科汇集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就像这门学科一样，曾经豪情万丈、野心勃勃，都是要给文艺立法，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但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不是说文艺学学科确立的那些命题有什么不对（它曾经是真理性的绝对命题，直到今天我也不敢对其说三道四），只是人们不再这样来看问题，不再这样来谈论问题。人们都知道文艺学的那些“原理”是一笔遗产，一项不动产，只有少数人才有继承权——继承权的获得是一项历史化的部落式的追认。 既然那么多的人既没有继承权，又不想.继承，那么，他们能干什么呢？文艺学学科汇集了那么多的雄心勃勃的人，岂能就此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毫不奇怪，这些年来，文艺学学科都在“声东击西”，唱的是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实际都在憋着劲攻克西方当代理论的堡垒。这使当代文艺学偏离了前苏联的轨道，似乎正在走向歧途。所谓文艺理论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当代文艺偏离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对转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论表示怀疑。事实上，当代文艺学并没有真正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 无庸讳言，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之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无疑是一门极其重要的学说，即使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大学体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居于强势地位。欧美的大学校园里左派少说也占据半壁江山’，加上青年学生响应，总有呼风唤雨的能耐。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右派并没有大获全胜，相反，依靠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左派的思想反倒显示出旺盛的创造力。不用说，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后殖民学说、媒体研究等等，分门别类又相互交叉重叠，混乱不堪又泾谓分明，左派的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得淋漓尽致而又漏洞百出。但不管怎么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惟独没有“文艺学”这门学科，这使得杰姆逊、米勒、伊格尔顿、德里克等左派大师也大惑不解。现在，全世界的人文学科中，可能只有中国的中文系有一门学科（而不是课程）叫做“文艺学”。当今的俄罗斯恐怕也没有，前苏联的体系早已让他们抛到脑后。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背这个包袱谁背？ 多年前，格非有一篇小说题为《褐色鸟群》。那个居住在水边的与世隔绝者，看到一个叫做“棋”的少女，她的身上背着一个包袱，她打开给遁世者看，那是一幅画。多年之后，那个遁世者又看到这个少女经过他的居所，并且一样背着一个物件。遁世者说，你是那个叫做“棋”的少女吧？少女矢口否认。这使遁世者犯糊涂了，他明明记得她的行装也一模一样。然而，那个少女打开那个包裹，那是一面镜子。这个寓言一样的故事似乎可以意指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的某种境况或遭遇。现在，文艺学那个可人的少女，出走多时之后，回来打开行囊，里面不是一幅画，而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反映任何内容，但是镜子没有自己的本质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原本的那张画，不过是贴在镜子上的画，一面可以反映万事万物的镜子，被一张画给遮蔽了，我们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但是失去了映照的功能。我们现在揭去画面，获得了映照功能，但我们失去了本质。如果说，过去的本质是虚假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失去，而是获得了一面镜子。现在，可以自由而随心所欲地映照万物。但是，一面镜子，热衷于反映论的“文艺学”，却无意中道出了自己的真身。 这并不是对当代文艺学的苛求。实际上，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命题无疑都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这些命题在今天看来存在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首先是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问题。在教科书中，这些命题都是以真理式的基础和前提性的形式出现的，在文艺学原理的体系中，这些问题都被确认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内部的重要问题，对其解释和争论，也只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去理解，而要把它们作为文艺的一般普遍规律来对待，就很难得到清晰的说明。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相反？或者相反相成？这些论辩在注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准确意义时无疑是意义重大，然而，要用这些问题来作为文艺学的根本问题，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在对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的阐释中，在文学史的进程中，起作用是多种力量或原因，并不是那么绝对或简单地由经济起作用（注：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其他的补充性命题，例如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但实际上，经济决定论，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诸如此类的命题或问题，足以让文艺学进入真理探险的漫漫长途，在概念的辨析与意义的二元对立中耗尽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