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但这样一次文艺盛会，延安时期的报刊杂志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记载，文献资料的缺失导致后世研究者无法探知其真实的历史风貌。1950年代起，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陆续公开发表了一些亲历座谈会的文艺家们的回忆文章，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采访实录。这些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在呈现文艺座谈会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 依据这些回忆文本与采访实录，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认知，对于真实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这些研究成果中，回忆文本及采访实录只是探究文艺座谈会相关问题的史料依据，普遍缺乏对这些回忆文本本身的考辨。有的虽有考辨，但受当时文献史料的局限，考辨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测成分。因此，结合目前公开出版的延安时期作家日记及相关史料，对回忆文本中的历史性细节进行考订颇为必要，这不仅可以真实地再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实况，而且可以避免对这些回忆性史料的误用。 一 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具体时间考辨 1942年5月的延安座谈会到底开了几次，每次是整天开？还是下午开？不同的回忆者有不同的表述。 首先，座谈会召开日期与座谈次数，不同回忆文本有不同的表述。亲历座谈会的任桂林回忆说：“我记得5月2日是星期天，大家发言踊跃，争论得很热烈，一天没有开完……5月9日又开了一天，还未开完。5月16日又继续开了一天……到了5月23日晚上，在办公厅西端的一片广场上，大家席地而坐，用三足架架起了煤气灯，把会场照得很明朗。这天毛主席还有点感冒，披着件灰棉大衣，把已经写好的结论，宣读给大家听，这就是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显然，在任桂林的回忆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用了四天时间。任桂林的回忆并非孤证，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可以印证。蔡若虹回忆说，座谈会“第四天毛主席作总结我去得更早，很遗憾，他满口的湖南腔调我实际上只听懂一半，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的讲话内容很丰富、很生动、很有说服力”②。如果蔡若虹、任桂林的回忆准确的话，那么意味着在5月23日之前，已经进行过三次文艺座谈。就是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共进行了四次座谈，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三次。 当然更多的回忆文本显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三次。马加回忆说：“毛主席作了‘引言’报告后，经过五月八日的大会讨论，毛主席又和大家合了影，到了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大会总结……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③金紫光回忆说：“座谈会共举行了三次，第一次在5月2日，第二次在5月8日，第三次在5月23日。”④魏东明也回忆说：“座谈会开了三次，第一次和第二次隔一星期，第二次和第三次隔两星期，最后还聚了餐，照了相片。”⑤若按魏东明回忆的时间来推算，则三次座谈会召开的时间分别为5月2日、5月9日、5月23日。这一时间回忆与任桂林回忆的座谈会时间相互印证，不同的是，魏东明说座谈会开了三次。胡乔木则回忆说，“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⑥刘白羽也说，文艺座谈会召开“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里，人群济济，坐得满满当当”，“5月16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⑦于敏也说，“会开了三次，都是星期六。5月2日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毛泽东一进门，大家都起立”，“与会者的发言占用了大约两个下午多些。结论是23日讲的”。⑧显然，关于文艺座谈会召开具体时间的回忆中，颇为一致的是第一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时间5月23日。这可能是因为《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刊发的《讲话》文本引言、结论分别有相应的时间记录，回忆者在回忆时做了参考，所以，大家的回忆是一致的。而中间的座谈会时间因为年代久远，回忆存在偏差，有的回忆是5月8日，有的回忆是5月9日，有的回忆则是5月16日。 通过查阅延安时期作家的日记，我们可以找到用于参照的文献。2008年出版的《萧军全集》辑录了萧军延安时期的日记，据1942年5月8日萧军日记载：“下午去毛处，预备去辞行，他正开会，我把信留给他。到凯丰那里坐了一刻，谈及文艺政策，……凯丰希望我留下开过下一次会议再走，当然，他们是表示一种不勉强的态度。我决心再留一星期到十七日再走。”5月9日日记载：“上午读联共党史。下午文抗举行跳舞会，毛泽东也来了，他也在开始学。”⑨从萧军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作为文艺座谈会召集人的毛泽东、凯丰的活动内容，显然，5月8日、9日并未召开文艺座谈会。这表明任桂林、魏东明、金紫光等人关于第二次文艺座谈会召开时间的记忆是有误的，自然座谈四次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但为什么会有座谈四次的回忆呢？据萧军日记载，5月15日“十时去参加文抗召集的座谈会……开会时，他们还让我打头炮，我提出了要团结，一定要彼此多批评，多谈论”⑩。这表明，在毛泽东、凯丰召集的三次文艺座谈会期间，文抗也召集了一次与之相关的文艺座谈会。另据《解放日报》5月17日第二版题为《戏剧应深入农村部队，工作合作中加紧团结，本市戏剧界举行座谈会》的报道，“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戏剧委员会王震之、柯仲平、塞克、萧三、罗烽诸同志于日前假文化俱乐部召集戏剧界座谈会，到各戏剧团体负责人、剧作家、导演、演员等戏剧工作者四十余人。首由罗烽同志报告戏剧座谈会的召集，系文委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的号召”(11)。可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戏剧界为响应毛主席文艺座谈会号召也组织召开了座谈会。部分参加了文抗召集的文艺座谈会、戏剧界座谈会的人可能产生记忆的错乱，误以为文艺座谈会开了四次。 那么，胡乔木、刘白羽等人所说的5月16日召开第二次文艺座谈会的回忆是否准确呢？据萧军1942年5月16日日记载：“今天下午座谈会发言，我要慎重：①关于党内作家与党外作家。②关于自己的态度。”(12)这说明，第二次座谈会就是在5月16日召开的。另据毛泽东1942年5月5日给萧军的信亦可知胡乔木、刘白羽等人的回忆是可靠的。萧军参加完5月2日的文艺座谈会后，执意要离开延安，毛泽东5月5日给萧军的信写道：“萧军同志：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13)显然，从这封信中我们也可获知，第二次座谈会召开的日期应为5月16日，而非一些回忆者回忆的5月8日或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