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伊始，中国文艺学界曾讨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这场讨论所针对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学研究的泛化或“泛文化化”①倾向，即研究对象离开了传统的文学，扩展到杂文学、边缘文学、广义文学乃至非文学的娱乐和消费文化领域如广告、时装、房地产等等。人们觉得文学研究的领域未免拓展得太宽了，因此又提出回到经典的口号，希望重新找到文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其实，文艺学是否“越界”可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过去的文艺学，只要拿着“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把卡尺便可为千古文章定谳；如今的文化研究用“文化霸权”、“消费主义”、“话语狂欢”等几个标签就差不多可以打遍天下了。总结几条规律、贴上几个概念，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永恒法则。但问题是：除了这些法则，文学和文学研究就一无所有了吗？文学理论的创新只有炮制新词和扩大领地这两招吗？ 也许我们需要退出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理论起点，重新思考文艺学基本观念的合理性。所谓理论起点，就是在研究中不作为问题，而是作为自明的前提的基本观念。 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关于文学研究对象的观念。虽然如今的文化研究已使研究对象大大泛化了，但仍然可以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文本”。从先秦散文到当代小说都是文学“文本”，这没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一则广告、一场角斗(罗兰·巴特例)乃至脱衣秀和恐怖袭击，都可以视为文本。当然，把《离骚》与超女选秀的文本并置在一起会令人觉得不伦不类。但当我们说它们都是文本的时候，其实已承认了它们之间的确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文本尽管可以千差万别，但都会具有的基本属性首先是固化性质：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且可以释读意义的对象。所谓文学研究，就是对某个客观存在物(文本)的研究。 基本观念之二是研究目的问题。传统的文学研究，直接目的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评判，而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批评而确立文学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历史的与美学的观点”，还是“现代性”与“被压抑的现代性”之争，都是试图把文学纳入某种评价体系中。确立价值标准的结果就是产生合乎标准的文学作品，即文学经典。 基本观念之三是研究的范式。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归纳、概括和演绎，通过这些研究范式来发现和总结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基本观念之四是研究的方法，既然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文本，也就意味着它的意义就蕴含在文本中，所以研究就是对文本的阐释、分析和评价。 上述四个方面的核心就是文本，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文本的意义。这些观点之所以被称为基本观念，是因为它们很少被当作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似乎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文学研究归根到底都是研究文本的诗学。问题在于：文本的意义是否最重要？文学研究是否必然要以文本为中心？ 丹纳曾经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在翻阅一份手稿——一首诗、一部法典、一份信仰声明——的泛黄的纸张时，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呢？你会说，这并不是孤立造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铸型，就像一个化石外壳、一个印记，就像是那些在石头上浮现出一个曾经活过而又死去的动物化石。在这外壳下有着一个动物，而在那文件背后则有着一个人。”这段文字曾经被当代德国学者卡西尔在《人论》特别引用来阐释他的学术研究观念，即“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它们的创造性活力”。也就是说，从文本的背后去寻找活的过程。 怎样理解这种研究思路呢？这里举一个清代学者方玉润研究《诗经》的例子。在《诗经原始》这部书中，方玉润在分析《芣苢》一诗时涉及关于解读和研究《诗经》意义的方式问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赖，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接之，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棹歌》等词，类多以方言入韵语，自觉其愈俗愈雅，愈无故实而愈可咏歌。即《汉府·江南曲》一首“鱼戏莲叶”数语，初读之亦毫无意义，然不害其为千古绝唱，情真景真故也。知乎此，则可以与论是诗之止矣。② 方玉润在这里提到的解诗之法所针对的正是无法以字句解读的民歌。他所谓“平心静气，涵泳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云云，就是主张不要拘泥于文本字句的阐释，而要运用想象，以设身处地体验的感觉来把握民歌韵味。 《诗经》虽被当作文学经典，但其中有许多诗类似《芣苢》，文本自身的意义简单到近乎空洞，使多数经学家和研究者除了穿凿附会几无计可施。而方氏的解读则是穿过文本去追溯和还原这首诗作为文学活动的原始过程，从而在对过程的想象体验中重构出诗的原始意义。关于方氏的解读是否属文人的臆解问题尚有争议，但《芣苢》的例子至少说明，把文学文本自身蕴含固定意义的想法作为预设前提而进行意义阐释和研究，这种传统的做法可能是靠不住的。方玉润的解读启示了一种超越文本意义的研究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