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6）01—0043—03 近年，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文学理论已然终结”或“文学理论已经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当下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的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学理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经终结？在对这个问题加以理论辨析之前，不妨看看今日国外同行的情况——当下国外文论的现状。所谓国外文论，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欧洲文论”至少也还有西欧文论与东欧文论的差异。这些年来，我们对“英美文论”尤其是美国文论的动向跟踪甚勤，比较熟悉。本文主要介绍欧陆文论的一点情况，作为补充，也作为参照。在我看来，多一些参照，就有可能多一些学术生长点；多方位的借鉴，就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尤为需要，如果我们尚且并不认可这一学科已然终结。 一 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祥地在德国。在当今德国，文学理论是否已经终结？汉斯·古姆布莱希特在其题为《文学学的源头——与其终结》（1998）一文中指出：“在其作为一门学科几近200年的存在中，文学学还从没有像近10 年这样执著于自身的历史。”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所编《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1997）不仅对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欧（欧陆）文学学的主要学术流派的重要学说予以比较系统的检视，如对当代德国文论中的新阐释学、文学作用与文学接受理论、系统理论、“话语间分析”（伽达默尔、尧斯、伊瑟尔等）与当代法国文论中的历史话语分析（福柯）、结构心理分析与文学（拉康）、症状读物与历史功能分析（阿尔都塞）、符号学分析（巴特）、文化社会学（布迪厄）、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德里达），均列专章论述一一作了概述，而且对20世纪德国文学学的基本路程，加以历史回顾（世纪初方法学上的多元论，50年代的学院派文学学的危机，60年代的去神秘化……）。德国学者注意到，20世纪的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学学积极地与一些相邻学科——符号学、政治学、哲学等——互相作用，这丰富了术语武库与研究方法，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通用概念的变形，导致过度的工具主义。正是阐释学的代表们一直在捍卫着对作品的“纯洁的精神观照”，恪守精神性优于工具性。狄尔泰、伽达默尔、尧斯、伊瑟尔这几位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成功地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将古典阐释学的精神传统与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的实用性视角加以融合，而并不忽视艺术作品之无限性，创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读者理论”。尧斯、伊瑟尔的著作，推动了文学接受机制的多方位研究——比如，重构文学作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过程（皮埃尔·布迪厄则研究接受更替史的文化社会学）。这部一版再版的《西欧文学学导论》的主要特色有三：其一，是具有欧陆文论的大视野，重点对当代德法文论的互动作了具体的考察；至于美国流行的理论诸如新历史主义、性别研究或文化研究等，均未超越本书框架，而是以一种新方式被融进到本书的论述中去。其二，突出德国学者的理论视界与领衔作用。《西欧文学学导论》全书十章，各章均由德国学界本领域的著名学者撰文，既切中要害，又要言不烦，评介简明而清晰；每章后都附有详尽的参考文献，可供进一步阅读与研究使用。其三，体现出鲜明的学科反思意识，着力于文学理论学术的历史与现状的检阅。如《从方法到理论——关于文学研究的状况》、《新解释学概念——方法过程还是天才观念？》这两篇文章就颇有分量。这种检阅与反思在德国，也是自有其深厚的学术传统的，就文学学而言，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譬如，还在1842年，卡尔·罗森克兰茨就曾写就《1836—1842德国文学学》。 可与这本《西欧文学学导论》相配套，或者说，比较系统而深入地反映当代德国文论图像的，则有《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2001）。近25—30年的德国文论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对于我国文论界，这可以说是一个旷日已久、亟待填补的空白。这部相当罕见的文选，是由接受美学的发祥地——著名的康斯坦茨大学两位青年学者专为俄罗斯读者编选的文选，收入当代德语人文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的16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学的发展倾向作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如今在德国流行的考量艺术文本的种种不同视角——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做了一一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社会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一一作了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以及所有对当代文学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可列入高校文科教材。 二 法国学者于1999年5 月在巴黎七大召开过“文学理论究竟是什么”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表明，当下治文论的学者分为两组，路径可分为三条：两组学者，一组执著地寻找对理论的准确界说，致力于建构理论文本的大厦，确定基本的理论原则；另一组则视文学理论为一种元批评文本，对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阶段加以分析。三条路径：其一是继续研制文本理论；其二是相应于对方法的新的界说而重构理论场；其三是对于文学理论加以历史的考察。克里斯蒂娃在研究“想像的（世界）”这一范畴——这一堪称现代文论重要源头的范畴——的历史流变，在清理这一范畴在兰波、马拉美、超现实主义者与“如是”社团的创作中的具体演变轨迹；文学理论网站的主编亚历山大·热芬则在致力于对文学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词“模仿”加以梳理。他于2002年推出的长达246页的注解式文选著作《“模仿”》，在“模仿的积极性”、“各种模仿体裁”、“古典主义的模仿说”、“对模仿的追求”、“对模仿范式的批评”等5个章节里，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至布列东、巴特、德·曼等著名文论家在“模仿说”这一文学再现理论上的不同见解作了详尽的论述。安东·康帕尼翁，罗兰·巴特的弟子，曾在索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文学理论。他于1999、2000年在巴黎四大开设“作为概念的文类”讲座，一共有13讲的这个讲座，对文类理论从古希腊罗马至当代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对文类学的现状作了清晰的描述。 此前，安东·康帕尼翁的著作《理论之魔——文学与流俗之见》（1998），可谓在文论史的反思与核心范畴的清理上的一部力作。作者在这本书里致力于对当代种种文学理论企图加以颠覆的核心范畴——“文学”、“作者”、“现实”、“读者”、“文体”、“历史”、“价值”的多种内涵加以清理与反思，将不同的文学理论学说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中与不断冲突的张力场之中加以审察。康帕尼翁主张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的理论”区分开来，批评“文学的理论”之自杀性的极端主义；康帕尼翁所说的“文学理论”，指的是普通文学学与比较文学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学研究这门学问的整个历史中一直与之相伴随的一种学术话语；而他所谓的“文学的理论”则首先指的是法国的“新批评”学说，一部分也指美国的“新批评”学说，它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作者的基本立场是不必对理论失望，而要对理论加以质疑，保持批评的警觉。此书属于“现代文论关键词研究”，也可命名为“文学理论之追问：七个问题”，此书几乎已译成所有的欧洲语言，可列入高校文科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