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3-0012-07 在现代性视野中，艺术哲学和文化社会学是研究艺术终结的主要方法。前者重在研究艺术、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把问题放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来考察，强调艺术形态的历史性变化与艺术观念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后者重在研究艺术的外部诱因，把问题放在宏观的文化社会学视野中来考察，强调这个问题与社会形态、媒介技术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从叙事学的视角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围绕艺术终结、现代性和叙事三个关键词展开分析。“艺术终结”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现代性”是问题研究的语境，“叙事”是研究的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2001年，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兴趣和关注。该文阐释了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个观点：“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所谓的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避免……”[1]言下之意，在全球化时代，电信技术通过改变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导致了它们的终结。作者的逻辑思路是：1.文学是一个现代概念，形成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是印刷文化时代的产物。2.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媒介不仅会改变信息，而且会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力量，改变人们的文化观念和表达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的国家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技术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3.印刷文化建立在内心与世界的二分法之上，其核心特征就是“边界”的设定。电信技术改变了这个特征：不同媒介之间、现实与影像之间，乃至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因此，文学和文学研究从印刷媒介时代向电子媒介时代的转型具有致命的后果——印刷媒介时代的现代艺术生产已经“终结”了。 这一重要的学术事件，不仅激发了艺术终结问题的讨论，而且促使人们反思文艺学的合法性问题。①这个事件的现实原因不难理解：第一，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电子媒介革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在发生激进的转型，构成了艺术终结问题的现实语境。在这个语境中，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第二，在商品化逻辑的驱动下，艺术世界日益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会使艺术失去它的自律性和批判功能。第三，当代艺术的激进变革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使“经典”艺术、“高雅”艺术门庭冷落。同时，某些艺术观念也的确老化了。以上原因或多或少会影响现代人对艺术的看法，促使他们对某些艺术范式提出质疑，而艺术终结问题恰恰给这些质疑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资源。 自黑格尔1828年提出艺术终结的话题以来，现代艺术形态及其理论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者相辅相成，因为艺术话语模式的转型往往意味着对过去艺术规范的背离，不可避免地会动摇人们的艺术观念和价值标准，带来艺术的危机感。在某种艺术史结构中，这种艺术的危机感会促使人们提出“艺术终结”问题。根据西方艺术史的发展，我们把艺术的历史形态，即赋予艺术以形式和意义的话语模式，分为三种：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2]70 在西方，艺术形态共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发生在“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折时期。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一个从“诗的时代”向“散文时代”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艺术的感性欣赏已经让位于理性的思考和科学的认识了。因此，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它不再是满足我们心灵的最高需要了。对于席勒来说，这就是“素朴的诗”向“感伤的诗”的过渡。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即“现代”艺术向“后现代”艺术的转折时期。在这个阶段，人们普遍地感觉到现代主义艺术陷入了危机。丹尼尔·贝尔对此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今天，现代主义已经消耗殆尽。紧张消失了。创造的冲动也逐渐松懈下来。现代主义只剩下了一只空碗。反叛的激情被‘文化大众’加以制度化了。它的试验形式也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符号象征。”[3]66具体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品主观性和个性的抛弃（无止境的艺术品复制）；对商品拜物教的接受（完全融合到商品的循环中）；以及政治上的放弃（艺术不再呈现另类的现实）。”[4]173这种危机感引发了阿多诺、丹托、波德里亚等人的强烈关注。 第一次讨论主要把艺术终结看成一个美学或艺术哲学问题。第二次讨论把这个问题拓展到整个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重点分析艺术终结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意义。尽管研究问题的视角不同，研究的历史语境不同，但艺术终结的话语形式却有某种相似性。这促使我们反思：艺术终结的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艺术何以在现代终结了？艺术终结的文化根源和后果又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分析视角，但任何分析都不应该回避问题的现代性语境。 二、一个现代性问题 艺术终结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第一，艺术终结与自由、理性、民主、解放、民族国家等概念一样是伴随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性话语。第二，艺术终结问题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它既无法脱离一个不断地商品化和消费化的社会语境，也无法脱离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语境。这两点对于黑格尔都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5]14-15但在后来的研究中，艺术终结问题被不断地“非历史化了”。这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倾向有两种：一种仅仅把它看成艺术观念的变化，而忽略了问题研究的现代性语境；另一种仅仅把它归结于外在的现实因素，如文化艺术的商品化、现代媒介的转型等，而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