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从地理学、历史学还是文化学来看，台湾、香港和澳门都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841、1887和1949年以后，这三个地区与祖国大陆发生了不同性质和程度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地缘的阻隔。文化方面，则表现得更为潜隐和复杂一些。台港澳三地与大陆共植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并以此为根基共同经历了20世纪全球现代化的风风雨雨，但在如何阐释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和创造社区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两岸四地均有深层错动和表层现象的差异。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心灵史，也是社区文化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独特的语言演示。随着香港的回归，随着20世纪的行将结束，随着我们对上述三地文学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尤其是那些立场公正、体系宏大、史论兼备的文学史著作，不再以大陆为本位，而是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为本位来建构的话，那么20世纪的中文文学史就是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共同创造的白话文学史，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系统的、没有偏倚的民族文学史和国家文学史。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系统反映和概括本世纪四地文学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和真实面貌。 用上述眼光看大陆已经出版的新文学史，现代的也好，当代的也好，总体的也好，分体的也好，不是以大陆为研究对象，就是以台港为研究对象，几乎都是一种社区文学史。由于观念、资料和方法等原因，有的甚或可称为畸形的病态的文学史，这自然影响到我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宽广胸怀、宏大气魄和学术水准，尤其不能适应汉民族历史的巨大变动、四地文化和文学精神的内在运转与交汇。当然，我们处在狭隘而封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中太久了，似乎刚刚苏醒过来，也因为世所罕见的奇特现象，本世纪末近20年文学在一个民族内部交流冲撞的热烈程度为一般学者估计不足。而抛开种种偏见，卸掉种种重压，以包容的胸襟、审美的眼光和超前的胆略发现我们伟大民族两岸四地早在本世纪初就共写文学史的事实，就更不容易了。好在为时不晚，在历史的新纪元和世纪的新纪元都即将到来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文学史家不囿于局部的文学成就，只要把发生在一个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现象看成是相互影响的交流的甚至是血脉相连的，那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弥补过去的缺失。本文主要从历史逻辑的角度，粗略地谈一谈20世纪中华文学史的时空构架及其社区文学的互补价值，看看建构民族的、国家的宏观新文学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根据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综合因素，两岸四地20世纪的文学，我们以为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 第一时段：1918年至1949年，可称为文学的中心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1918年，大陆新文学的散文、诗歌、小说都已正式登台，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后一路精进，对台港及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催生作用。马来亚（包括新、马）和台湾紧步五四新文学之后，而香港、泰华和菲华新文学大约均始于20年代中期。澳门稍晚，起于30年代后期。这个时段，尤其是前期，各地各国华文文学里的题材、主题、情感乃至习俗、社会与政治大多都是中国大陆的复制和仿造，极少一部分作品才带有自己的创造和本地特色。所以，文学的中心运动是以大陆文学为核心，向东南各地各国辐射和影响，构成了大陆色彩的世界性华文文学运动。这个时段的文学特色，可以说是大陆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母体文学影响着笼罩着甚至左右着台港澳三地的华文新文学。 第二时段：1950年至1976年，可称为离心运动或板块运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40年代末开始，除了传统文化还作为四地人民共同的心理根基，在政治、社会、文学等诸层面已有明显的不同程度的隔离甚至敌视的状态。这一变化非同小可，大陆文学的政治化、模式化和非文学化不仅使自身脱离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成了政治的附庸和阶级的传声筒，失去了艺术创造的魅力。同时，正是由于历史的演变和社区的重新布局，也由于大陆文学的自我封闭和对外传播的隔绝，东南亚数国的华文文学开始皈依居住国并寻找他们自己的本土性，而且，将回眸母体文化文学的热情很自然地投向了台湾和香港。从50年代开始，三地的文学有了划时代自我成长的意义。尤其是台湾文学，如果说，50年代前期还沉浸在战斗文艺的热情中，50年代中期以后，文坛主流已开始走向文学的自觉了。从这个时候至70年代末，社团报刊增多，文学思潮更迭，创作普获丰收，这正好是对大陆近30年在民族美文学历史上主动缺席的顶替和弥补。澳门相对弱一些。香港成熟最早的是新派武侠小说，随后出现了整个华文世界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1〕后期， 由于台湾作家余光中的加盟，也掀起一股纯文学创作热潮。此时段，大陆文学中心的形象很自然地被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社区富有本土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文学创造，所以，我们将这个时段中华民族的文学称为离心运动或板块运动。 第三时段：1977年至1997年，可称之为交汇运动或互补运动，这一运动还远没有结束。由于同样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思想解放，经济放开，社会开放，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最早冲破了大陆精神的自闭之门，寻求与同土同根但已不再同花同果的三地文学的聚合与交汇，这一成绩首先要记录在东南沿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作家和出版、编辑家的身上。从这一角度看，文学也真是时代的晴雨表，作为精神信息，它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传播等诸种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它们的鼓励。但非止如此，除了外部原因，鸡犬相闻的两岸四地文学竟然暌违近30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文学自身良心不能原谅的。因此，交流一旦启动，新的惯性就形成了。先是台港“交”到大陆，散文、小说、诗歌，选集、别集、合集，让大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睡眼一亮，如醉如痴。台港的许多作家，一夜之间成了大陆读书界的知名人物。后是大陆“流”到港台，这是在新时期文学取得明显实绩之后。这很自然，也说明了两岸四地读书界真实的需要与高明的选择。从频繁的交流中，各地更多地发现了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差异，而这更加促进了文学交流的宽泛与深入，从而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各社区文学的自身特色和互补价值。与第一时段的心向大陆和第二时段的各自为政都不同，这一时段是在各种文学背景上超越性的整合。没有中心，也不再隔离，在文化的、民族的、文学的意义上，运用华文创造艺术的作家们带着自己的个性在超时空的梦境中神秘地交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时代，为下个世纪文学的新整合及其发展高潮作了坚实的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