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3-0092-10 统观新时期文学研究现状，有人称之为“主义盛行、思潮迭出、流派纷呈、术语爆炸”，有人形容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如今已成“复调和声、众声喧哗”之势。然在其由封闭趋向开放，由一元趋向多元的发展大势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的文学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研究所替代，于是引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先审视这些年来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而要审视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首要的又在于厘清促成其变的内在理据。 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刚从政治的奴婢地位得以解脱，文学研究也特别反感于政治—社会学批评，在反思和调整的同时，文艺界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提出和探索新的理论问题，形成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和“新观念”热。从“科学”这一向度和渠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还有熵、突变、全息、混沌等概念，蜂拥而至；从“人文”这一向度和渠道，符号学、现象学、叙事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斑驳混杂。这些沿科学和人文两大渠道从国外涌进的诸多理论、学派、观点、方法、概念、术语，与文学的新老问题煮成一锅，尽管还半生不熟，但作用是积极的，毕竟使文学研究更新了知识结构，拓展了思维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这一阶段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和交叉学科把诸般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中的尝试，有着如下特点：第一，诸般方法尚处于散点状态，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层次上的逻辑关系。可以这么说，自近代以来，由闭关锁国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再到国内外的连年战争和后来的意识形态隔绝，除五四时期一度例外，中国文坛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是非常隔膜的。一旦突然开放国门，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延续到近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思潮，接受者们失却了时间概念。他们只能凭自己的理论直觉或职业便利，介绍、引进、借鉴、采用自认为对文学研究有所助益的观点和方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卢梭，康德、歌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柏格森，这两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其对文艺观念的影响，是与半个世纪前的表现主义、生命直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论、现象学等，以及与半个世纪以来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后现代等杂糅纷呈于中国文坛的。 第二，质朴地认为“文学研究也是科学研究”、“文学真谛也是科学真理”。为寻找能揭示科学真理的科学方法，一度引发了“方法论热”。陆梅林在1985年写就的《方法论放谈》中认为促成方法论热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我们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这次轮到方法论的问题了。其次是近二十年来，苏联和西方的美学、文艺科学有很大的发展或变化，尤其是西方学派林立，方法繁多，形成一种多极化的发展局面……再次，就是当代科学的疾速发展，成就斐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现代自然科学最具有哲学意义、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有相对论、原子结构与基本粒子的发现和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系统科学的建立、分子生物学的成就、特别是核酸的分子结构和遗传密码的发现——这些都猛烈地冲击着社会科学，也冲击着美学和文艺科学等等，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明和系统科学方法同思维方式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牵涉到辩证唯物主义会不会变革自己的形式问题。”[1]1-2但是，这些方法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与文学是什么关系？它们进入文学研究内部后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人们还来不及细加考虑，即使仓促上阵也并未影响大家各取所需和尝试的热情。直到有一天，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文学是科学吗？研究文学能采用科学方法吗？采用科学研究方法能找寻到文学的真谛吗？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这类问题上：文学是什么？使文学成其为文学并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第三，此时研究的注意力在一个点上聚焦：探寻文学本质。但研究者们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学术见解将各人囿束在各自的狭小领域，探寻文学本质无异于盲人摸象。最先把人们的注意力由方法引导到观念上来的是《文学评论》编辑部[2]344。该刊自1985年第4期开始，专门开辟了“我的文学观”栏目，一年半时间内连发20篇文章，从而引发了全国各刊物百篇以上的专论。从《文学评论》编辑部汇集出版的《我的文学观》论文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活跃于理论界和创作界的一批人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尽管他们主张的“文学所是”各不相同，但他们抨击的“文学所非”则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否定三组矛盾对立面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现实世界—作家创作、作家意图—作品形成、艺术作品—读者接受。长期沿袭的这三组对立面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很自然地引申出另三组等式：研究作家处身哪个时代似乎就是在研究哪个作家，研究哪个作家似乎就是在研究他所写的作品，研究哪部作品似乎就是在研究读者的审美感受。故而文学研究就被社会历史研究、作家生平研究等代替了。刘心武在《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中说：“我们亟须向文学内部即文学自身挺进，去探索文学内部的规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去探讨文学的本性。”“所谓文学的本性，也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文学的最根本的素质是什么？我以为所谓文学观念的核心，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文学观念的突破，也便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角度，提供一种新的答案。”[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