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认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董学文、张永刚推出了新著《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近版）。这部著作不但充分实现了对文学理论难题的掘进与拓展，提出许多新的见解，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文学理论寻找到生长的根基。 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文学原理必须针对新问题、新情况做出新的阐释，呈现出“当代性”。惟此，文学原理才能贴近现实，才能获得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累积性增长。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该著对许多文学基本理论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清澈澄明的解答。 理论研究需要个性与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南，但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语录的拼接，而是以其为研究指南和方法论，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独到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当前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等弊病。 文学原理是对文学活动基础性质和规律的把握，具有普遍性。但中外文学传统、理论资源各不相同，在注重普遍性的同时，又不能企望把它变成一种普遍主义话语，企图超越时空寻求终极真理。该著在民族化上作了可贵的探索：它不止于把民族化肤浅地理解为古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而是同时注重对民族文学特殊问题的细密研究。比如对“言象意”的论述，“意境”理论的现代转化，特别是对汉语文学“字思维”特殊性的关注等，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性。 文学原理讲的应该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律性问题，即“元问题”。只要这个理论系统具有较强的生发力和阐释力，“元问题”的集中阐述可以促使“子问题”迎刃而解。这部著作对理论进行了“消肿”、“减肥”，书不厚，显得很单纯，但它丢掉的只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派生性的东西，留住的却是一些根本的东西，并且对此不惜浓墨重彩，深入挖掘，以使原理成活，努力依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张力和思想动能。成活的原理是文学理论生发之根。 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综合创新”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