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历史悠久，然而在20世纪初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引进、吸收、扬弃、改造和重建的过程，也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相结合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正迈向另一个新阶段——构建系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开始中兴，并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界定，中国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人们通常将女性文学分为“广义的女性文学”和“狭义的女性文学”。所谓“广义的女性文学”，指凡是妇女创作的作品，“只要是出自女子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作品”①；而“狭义的女性主义文学”，则是指“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②或“只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③或“女作家所写的反映妇女生活感受的作品”。④许多理论家都赞同狭义的概念。不可否认，诸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均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要的在于重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那么，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致力于将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责无旁贷地把对中国女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体性别境遇以及中国文学史中女性“空白页”的发现与改写，以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男性中心文化传统的拆解与批判作为她们自己的文学批评范畴。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是中国妇女研究的必然产物和重要载体。中国妇女研究使中国知识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历代文学从来没有忘记过对女性的描写，尽管在文学史中男作家旁边时而也点缀着一些女性作家的名字，但从根本上来说，无改于一部文学史实际上是男性文学史这个事实。”⑤因此，中国的女性作家决心塑造真实的女性形象，谱写她们自己的文学史。虽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晚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近100年，但她们的发展历程极其相似：“皆沿着女权—女性—女人的创作路线前行……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抨击父权制观念，解构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⑥ 五四时期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萌发阶段，此时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实践紧密相连。辛亥革命前后以及“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妇女解放问题首次被提出。当时，文学中的虚构女性形象与身处不良生存状况及社会境遇的现实女性一道，成为反抗阶级，她们试图改变罪恶现实、颠覆造成这个罪恶现实的上层建筑。受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新文化运动进步思想影响，中国的女作家第一次以觉醒的“人”的身份登上文坛，她们的创作给当时的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所表现的“人”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传达出的社会情绪、时代精神都备受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欢迎，同时作者的女性身份也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对五四女作家创作的评论便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初的批评实践的一部分。 五四时期有关女性的创作和评论都显得比较稚嫩、浅显，甚至是缺乏理性的探究，但它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大多数评论者对于妇女“人”的存在、女性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都给予了肯定的回应。这无疑是五四及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进入“主流”提供了历史契机，而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也开启了中国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声。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处于萌芽阶段。而到了解放后，女性文学研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政治口号揭示了中国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分享了和男性一样的社会权利，承受了和男人一样的社会苦难。在“男女都一样”的立法环境和思想氛围中，女性处于一种“无性”的生存状态与环境。女性极力淡化女性特征，自觉认同男性霸权主义的社会尺度。女性试图获得男权社会的认同，往往是以诋毁和漠视自身性别身份为前提。在忘我的性别角色认同中，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迷失。正是这种迷失，唤起“女性”将自己从无性别的表述中分离出来，并试图以女性主体身份去审视整个历史和以往的文学史。于是，中国的妇女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便应运而生。由于中国的妇女研究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所以中国的妇女研究较多地侧重社会文化研究，它从女性的角度切入，并努力获得了一个包容两性的“有性”视角。李小江认为：“较早地介入妇女研究领域的学人，无论男性或女性，更多地背负着人的使命(不仅是科学的使命)，执着于人的探索(不仅是理性的探索)，从而将科学与理性的锋芒更紧地贴近人生(不仅是抽象的人)。”⑦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无可否认，诸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滋润，正如张岩冰所言，“由于缺少独立的女权运动这个产生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中国自己无法产生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理论，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出现，是西方女权主义文论传入中国的结果。”⑧对理论的介绍与作品的引进，有效地适应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日益觉醒的需要。1986年，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的《第二性》在中国翻译出版，这无疑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第一次系统地将女权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同时也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转折点”。⑨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虹教授对女性主义批评进行尝试和深入的探索，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性》及《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经典，把研究视角集中在对男性中心霸权文化的拆解和批判上。通过介绍历史上曾被埋没的女性作家与作品，同时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颠覆了形式主义批评忽视作家主体性的倾向，“反映了60、70年代的自觉的女权主义观点”⑩，为女性主义批评鸣锣开道。胡敏等人翻译出版了英国作家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汇集了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权威性论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女性主义批评各流派的基本面貌，因此，有人称“或许它能成为中国读者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入门之作”。(11)张京媛于1992年出版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是国内学者编选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