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三次文化转型期：汉唐时期、近代鸦片战争时期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化形态的考察，剖析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由单一文化系统造成的自我设限——封闭模式到吸收他种系统之后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的规律，指出文化转型的积极意义与比较文学注重沟通、对话、交流的本质精神是契合的，实质上二者之间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文化转型 比较文学 源流 1.三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源流的关系 一部中国比较文学史，以汉魏至清末为史前史——渊源期，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为孕育期——萌发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为产生——形成期，以20世纪30、40年代为发展期，以1949—1978年为停滞期，以1978—1985年为复兴期，以1985—1995年为繁荣期，大概不会遭到太多学者的反对；一部中国文化史，以汉唐时期、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末期为三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文化转型期，大概也会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将二者作一对应研究，便不难看出： 三次文化转型比较文学源流 一方面是说，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流变取决于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另一方面是说，中国比较文学源流的全部内容，正是中国文化三次转型这一现象及其理论话语。第一次文化转型，造就了中国比较文学渊源——史前史的滥觞（汉魏六朝）与高潮（隋唐）；第二次文化转型，促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的萌发与形成；第三次文化转型带来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繁荣。 何谓文化转型？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定的文化型态的裂变与重构。这是事物发展的新陈代谢规律。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一种文化，一经形成体系——系统，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定位”——“自我设限”， 便意味着同时走向封闭——老化。新生的出路在于与他系统的沟通、对话、交流，通过与他系统的比较，以非我的眼光进行自我批判、解构，再通过吸收他系统的有利因素，走向重构。即解构——沟通——重构。根据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系统理论，任何一种思想、一种知识、一种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又都是其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受另一（或多）种思想、知识、文化系统的撞击与影响，发生裂变与重构，形成一种新的思想、知识、文化，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文化形态的裂变，通常来自子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文化主流的颠覆。重构则意味着对异质文化的外求。前者是纵向，后者是横向的。乐黛云教授认为，这种横向的文化“外求的方向大致有三：第一是外求于他种文化”；“第二是外求于同一文化地区的边缘文化（俗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第三，外求于他种学科。”〔1 〕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因此说，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与中国比较文学源流是一种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关系。 2.第一次文化转型与比较文学的渊源 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源头，自三代到春秋、战国，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互碰撞、对话、交流，融合为一体，创造了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再历秦至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文化开始形成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并进一步形成由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以“礼”为个人、社会的生存原则；以“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为个人、社会的存在秩序；以“仁”为个人、社会生存的终极追求。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在这个结构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渗透又有相生相克的反馈作用，这个结构有一套循环的模式，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包括时间、空间、人体、社会制度、伦常秩序统统安置在这个模式中”，“这个系统本身大于一切，高于一切。天、地、人都在这个系统中，彼此牵制着。例如，皇帝主宰着百姓，但得听命于天，而天又得听命于老百姓的意见……这便是一个循环的模式。”〔2 〕汉代儒学的系统化是继孔、孟、荀之后的又一次辉煌，同时也意味着它的自我设限，走向封闭和老化。例如，《诗经》首篇《眹睢》本是写世俗民风中的男欢女爱，《毛诗序》却对号入座，说是歌颂后妃之德；《野有死麕》写的是一种民间定情、求婚的风俗，《毛诗序》说是“恶无礼也”。汉儒们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发展到繁琐的僵化的经学，使之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之际〔3〕，陷入空前的危机。 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外求于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内化出代表门阀士族利益与心声的魏晋玄学，复活大众化的老庄，从而形成唐代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进入中国文化史的第二个多元化时期，完成第一次文化转型。这样，因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使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滥觞于汉魏六朝：因佛经的翻译，首先有了译介学因子；引佛理入诗学，引儒、道入佛学，继之有了阐发研究的因子；拿中、西传说作比较，则是平行比较的因子。到了隋唐，随着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传播的深入，佛教逐渐摆脱了对儒、道学说以及魏晋玄学的依附与凭借而走向独立，并形成自己的众多宗派。从而使当时的文籍中增添了流传学、渊源学、综合比较的因子，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渊源的高潮。 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以巨大的消解能量，吸收、融化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与西域文化，变魏晋以来的多元文化为一元文化，形成一种新的儒家学说：宋明理学。朱熹是该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们以“天道”与“人性”的关系为基点，来建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体系，把宋前重伦理实践的孔、孟、荀、董儒家学说，推进到哲学思辩的高度。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的又一次系统化，也是又一次走向自我设限，预示着他的生命力的又一次枯竭，从此走向末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