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初萌生，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衍进，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宏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女性文学批评的思想成果已相当可观，据统计，截至2004年，“女性·性别·文学研究与批评”内容的著作达800多部；“女性·性别·文化研究与批评”方面的著作有1000多部；女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中的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文章多达26000篇①。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仅女学者活跃在该领域中，男性文学工作者、批评家也纷纷关注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现象，并且收获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实践证明，女性文学批评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衍生学术生长点的领域。2007年，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项目、全国统编教材《女性文学教程》②的问世，展示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体制化的最新成果。同时，也透露了女性文学批评自下而上、由感性向理性发展的趋向。正如刘思谦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走向“性别诗学”的建构：“新旧世纪之交的十来年，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进行着静悄悄的学术转型，其标志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而转向了‘性别’。由此，女性文学文本与男性文学文本甚至历史文化语境构成的‘巨型文本’，将作为互为参照比较的互文本被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性别的双性视角，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忧虑的话题，回到日常生活，也许能够有效地争取两性平等对话与男女主体间性的和谐。性别视角应是双性视角，应避免对性别视角的过度阐释”③ 但是，认真的考察女性文学批评的整体形态，理智的梳理一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不仅女性文学批评是一个充满着艰辛的旅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批评主体的精神建构、批评对象的审美选择，以及学科体系建设所依托的理论资源等诸多方面。批评主体偏激、极端化的女性主义立场，导致女性文学批评的颠覆性大于建设性；批评视角的上扬，导致女性文学批评更多地关注知识女性的“贵族化写作”、“都市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缺少对女性底层写作的关注热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依托上从一起步就表现出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赖心理，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现象时而可见，忽略对本土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的清理和活用，致使本土化、中国特色的女性文论建设始终处于犹疑不定、思路不清、体系缺失的状态。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来(2000-2007)，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敏感的学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女性文学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并对其暴露出来的症候和出路进行了切实的分析、探讨；女性文学批评从整体上的反思与调整证明，女性只有通过勇敢的承认她们性别的局限，来追求卓越(伍尔夫语)。 1、批评价值指向由颠覆男性中心到寻求双性和谐，诉求建立两性伙伴关系。女性文学批评在引入西方女性主义之后便把“颠覆与确证”作为批评的主旨，也就是说它一方面要颠覆男权话语对女性文本的强权干预，驱除历史的遮蔽，一方面要确证女性独立的话语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努力建立女性声音的诗学。这在女性文学批评兴起之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的“革命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其革命性首先表现在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只有男性的亦即主流声音的单一局面，以女性的立场和批评视角“阅读女性”，从而解构传统批评对女性文学的误读和曲解。实践证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确实强烈地刺激了传统文学批评体系，特别是体制化、正统化、单一化的男权批评，致使女性文学研究成为90年代文学整体格局中居高不下的热点，批评界不仅无法忽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偏激的深刻，而且也理智地把它纳入到文艺学、文化学、新批评研究的思想体系中。 新千年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高潮的跌落，随着女性主义批评自身所暴露的先天不足、价值判断标准的迷惘，以及在整个文学批评理性化趋势的影响下，理论评论界如刘思谦、林树明、乔以钢、任一鸣、李玲等就女性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率先进入理性思考的阶段，重新定位女性文学研究的价值诉求。认为女性文学研究无论从外部、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应该超越女性一己的立场，站在男女两性的立场上把寻求两性和谐、建立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两性伙伴关系作为终极目标。同时提出应在美学领域抓住“性别”这一关键词，以性别研究的新思路、新角度，创建“性别诗学”的美学理想。 寻求两性和谐、建立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两性伙伴关系，对于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显然是一种重要的突破，其超越性、公正性是显见的。但事实上，当我们重温西方女权运动理论和五四妇女解放宣言时，就不难发现，“双性同体”、两性同盟等思想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并成为社会性别理论的终极目标。盖尔·卢宾早就明确指出：女性主义最终“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④。伍尔夫、肖瓦尔特等人的女性主义文论中都有“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等关键词。冯沅君在她的小说《隔绝》中，也渗透着五四时期男女青年互为同盟的意向，在反封建的社会文化革命中，男女两性同为受害者，“不自由，毋宁死”不仅仅是新女性解放宣言，而且也应视为两性共同的解放宣言。问题在于，我们在建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时候，忽略了已然存在的性别理论因子，缺乏用社会性别理论的宏大视阈观照女性文学。所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指向社会实践意义的时候，就应当间接担当起促进两性和谐关系的建设，进而参与和谐社会的人文建设。“女性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点，其一是改变女性群体在传统性别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其二是加强女性群体的心理建设。从文化意蕴上，则最终走上双性和谐的文化建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