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学理论:中国与西方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维樑,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台湾宜兰)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名目繁多,都先后输入中国,从世纪初即如此。中叶以后,文论的西潮更汹涌流入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众多中华的文学研究者崇洋趋新,以西方的马首是瞻。20世纪西方文论内容丰富,有助于文学析评,却也有艰深或欠通达的不足。中华学者从这些文论中有所得益,却也有不分青红皂白照单全收而贻笑大方的。至于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文论虽见成果,但难免有偏差;一般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论则只作极有限的“接受”,甚至完全忽视。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中国多入而几乎没有出,出现严重的文化赤字。本文作者建议中华学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论重新诠释,并斟酌应用于实际批评,然后考虑向西方输出。作者认为可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一个中西合璧的文论体系,让雕龙成为飞龙。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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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3-0065-08

      一、西方文论在中国

      中国自古即与西方作文化交流,交流中互有影响。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中国惨败,暴露了国弱民贫的窘境。自此众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社会落后,所谓中西文化交流,主要乃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乃是西方的文化流向中国,中国严重地入超,出现了文化赤字。20世纪伊始,中国的青年学子,大举留学西方。1911—1929年间,利用庚子赔款留美的中国学生就有1279人,此外还有略受资助的留美自费生475人。中国青年浩荡向西征,与此同时,西潮滚滚涌入中国。由基督教团体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先后在大江南北成立,课程等各种制度、思想的西化,不问可知。① 1896年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北洋大学堂(其前身为中西学堂),从成立之日起,“完全仿照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课程编排、讲授内容,聘美国公理会牧师丁嘉立(Charles D.Tenney)博士出任总教习,负责管理学堂”②。这真是鲁迅所说“拿来主义”的最佳例证。20世纪是西方文学、文化上主义纷纷而立、纷纷呈现(所谓isms)的时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自然也引进这些主义——大量地、义无反顾地。温儒敏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③ 中重点论述十个中国批评家的理论及其实际批评,这十人无一不是“拿来”西方的文学理论。以下援引温氏之言,让我们重温这一章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

      王国维“借用外来理论方法以求打破传统批评思维模式”,借来的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洗涤”说、叔本华的“解脱”痛苦说、康德的“美在形式”说。④

      周作人非常佩服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学说,如“情绪的体操”,介绍并引用其观点。⑤

      成仿吾对基友(J.M.Guyau)和格罗塞(Ernst Crosse)的艺术论都非常重视,时加引用;对前者的《社会艺术论》尤其“心悦诚服”。⑥

      梁实秋师从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阐释并征引其学说,对亚里士多德的“排泄涤除”说和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试金石”说也如此。⑦

      茅盾在其早期的论文中,一再援引法国学者泰纳(Hippolyte Taine)的“三因素”说,以此来论述写实主义作品,并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后来则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其论徐志摩、冰心等文,明显受到“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观念的影响。⑧

      李健吾推崇印象主义诸批评家,受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影响尤深,一再引用其说法:好的批评家叙述的是“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⑨

      冯雪峰服膺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他评论丁玲的小说《水》,即是此法的实践。他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其评论都贯穿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考”。⑩

      周扬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Lewis Sinclair)也很推重,首肯其“一切艺术是宣传”的思想。(11)

      胡风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强调作家作品“对于现世人生斗争所能给予的意义”;他的“许多评论的基本框架都属于社会—历史的批评”。(12)

      朱光潜的“直接的理论源头包括康德、叔本华、尼采,一直到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所谓形式派美学”;它“几乎是抱着难于抑制的兴奋从这位意大利人[克罗齐]这里搬运了很多东西”。(13)

      上述十家之外,温儒敏在“其他几位特色批评家”中,论及沈从文、梁宗岱、李长之、唐湜等人,他们也无不或多或少从西方“拿来”一些理论。

      笔者“坐享其成”,引述温氏的书,以见中国批评家所受的西方影响。继续“坐享其成”地引述。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14),其至1949年为止的“现代”部分,论述不为著作所涵括的批评家如鲁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也都受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论的影响。

      庄锡华的《中国现代文论家论》(15) 一书论及不为温、黄二书所包罗的邵荃麟、何其芳;他们何曾逆西潮之流,何尝不马首是瞻——依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论?

      1949年之后,即是20世纪的后半期,中国的批评家仍然多以西方的文论为马首;不过,已不一定是以马克思为首的马首了。香港、台湾,然后是大陆,在崇洋、改革开放的一波又一波浩荡大潮流中,很多中国文学研究者都向西方文论取经。上引黄曼君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半部,以及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16) 述说了“龙的传人”以西方为马首的梗概,就举了不少影响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起,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先后引入并运用西方的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理论,西潮如钱塘江大潮,简直可把崇洋趋新的弄潮儿卷走。这里列举的十二种理论,正是陈厚诚、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17) 一书所涵盖的。台湾的《中外文学》、《当代》,大陆的《南方文坛》,大概是近三十年来最努力介绍、运用西方新理论的文学、文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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