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8）06－0132－04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文化诗学的构想是：以审美评价活动为中心的同时，还必须双向展开，既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又向微观的言语的视野拓展。我们认为不但语言是在文学之内，文化也在文学之内。审美、文化、语言及其关系构成了文学场。文化与言语，或历史与结构，是文化诗学的两翼。两翼齐飞，这是文化诗学的追求。俄罗斯文论专家程正民深刻指出：“文艺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出发，也可以从结构出发，但如果是科学的研究，它所追求的必然是历史与结构的统一。文艺学如果从历史出发，那么历史研究的客体就是审美结构；如果从结构出发，那么也只有靠历史的阐释才能理解结构的整体意义，对结构的认识和理解只有通过历史的阐释才能得到深化。”[1] 这种看法把历史的与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合理的，很有启发性的。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克服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文学研究也才能实现再一次的“位移”，即移到整体的“文学场”及其要素的联系上面来。 一、向宏观的文化语境拓展 在研究文学问题（作家研究、作品研究、理论家研究、理论范畴研究等）的时候，要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以历史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的对象，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不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研究，因为任何文学对象都是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的产物。这样，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都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社会的关联”。恩格斯曾经称赞过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他“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地、即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的”。恩格斯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2]。别林斯基也深刻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错误的。”[3]“历史优先”是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只有把研究的对象放置于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揭示对象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开掘出审美精神、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来。 但是，要进入历史文化语境并不是容易的。历史常常离我们很久远，我们怎么能知道离我们已经很久远的情况呢？仅仅看历史书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书或者是对于历史语境的描述不够详尽，或者所写的情况与你考察的问题相关性不够，或者资料不够，或者是有错误的，这样我们就要花大力气去“重构”历史语境，要寻找相关的历史资料，甚至最原始的资料，经过整理，经过理解和合理的想象，才有可能把历史语境重建起来。 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是困难的。人们用了过多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相”一类的词语。我们要追问的是，有谁能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相”呢？ 我们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肯定某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本真状态是存在过的，但是这种历史的本真状态已经基本上不可追寻。要知道，历史的本真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文本所描绘的情况是需要加以区别的。历史的本真状态，特别是离我们久远的历史本真状态，虽然存在过，但已经不可追寻。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场的摄影师录音师，不可能完整地具体地逼真地按其原来的面貌保存下来。就是有摄影师和录音师也未必就能保存下来。历史学家没有亲历现场，他们笔下的历史文本不完全靠得住，因为其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学家根据传说虚构出来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面说过：“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中不也有不少推测性的虚构吗？‘鸿门宴’上那些言谈和动作，离《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少说也有六七十年，他自己并未亲睹那个场面，他根据什么写出来的呢？他的《史记》难道不是他构造一个文本吗？”[4] 如果进一步说，司马迁所写的很多内容不过是出于他的虚构而已。如《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之类属于根据传说而写的，很难说是“历史本相”。其中如写黄帝“教熊罴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不过是神话式的无稽之谈。就是其中写实有人物的一些言谈，生动是生动，但很难说那就是“历史真相”。如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淮阴侯列传》中写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到刘邦处，请求刘邦允许他当齐国的假王，其中写道：“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立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因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里的确把刘邦前后两次骂写得很生动传神，把刘邦那种对韩信既要用之又要防之的心理，可以说刻画得合乎情理又淋漓尽致。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是文学描写还是历史本真？如果说这是想象的艺术真实的话，那么说它同时记录了历史的本真，是历史的真相，恐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历史真相是什么？为什么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达到历史真相的揭示？历史的真相是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原始状态。它是存在过的，是“有”，但人物与事件的状态，既千变万化，又稍纵即逝。它的原始性、复杂性、发展性、延伸性、偶然性、暂时性和混沌性等，是无法把握的。就是亲历现场的人，虽然亲睹亲闻，也很难完全把握。这样，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性、复杂性、发展性、延伸性、偶然性、暂时性和混沌性，对于任何人来说，就可能从“有”转到“无”。且不要说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且不要说千年以上发生的事情，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事件，如“文革”，如“反右倾”，如“四清”，如“文革”……当代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只能掌握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很多场面，很多情景，很多细节，都如过眼烟云，随风飘散。所以，从客观上说，完全的绝对的历史真相是不可能掌握的。这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再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立场、观点、视点、关注点是不同的，即使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也会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谁说的、理解的、判断的更真实、更符合历史真相，这都是无法说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