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2-0139-07 一、贺拉斯所面临的矛盾 在西方文论中，文学传统的问题最早出现于古罗马时期，然而古罗马人所说的“文学传统”主要是指古希腊文学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一做法本身又逐步演化成了一种传统，从古罗马到19世纪，古希腊的文学传统一直在西方人心目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言必称希腊”成为有学养功夫的标志，而每一个时代的新锐也往往将变革古希腊的规习视为第一要义。总之，“古希腊”在西方几乎成了“传统”的代名词，而始作俑者，则是古罗马人，其中尤以贺拉斯的《诗艺》为代表。 一般多将古罗马文论和美学归诸“古典主义”，这不无道理，贺拉斯《诗艺》中的箴言“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1]，即为简明的概括。贺拉斯一方面主张改编古希腊文学的题材，另一方面主张仿效古希腊文学的体裁格式，而关键之处则在于大力推崇古希腊文艺追求和谐与得体的审美理想。贺拉斯主张将古希腊文艺崇尚统一、一致、恰到好处、合情合理的传统作为至上的楷模和标准。 但是，如果就此断言贺拉斯主张尾随古希腊人亦步亦趋，那也与事实不尽相符，在他的《诗艺》中恰恰不乏相反的见解，他也主张文学必须根据时代变迁和民族差异而对古希腊的传统有所变革，有所创新。贺拉斯在肯定一批罗马早期诗人在文学创新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后指出，人们的语言习惯总是因时适变的，只要合乎当时的习惯，就完全允许诗人创造出古人没有的语言。贺拉斯还对罗马诗人植根于本国的现实生活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正是基于对古希腊文学传统的变革创新才理所应当地荣膺显赫的名声。 这就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是主张对古希腊的文学传统谨守勿逾，另一方面是主张对于古希腊的文学传统有所变革创新，但这恰恰都出于同一人之手笔，在这里暴露出贺拉斯文学传统论的内在矛盾。贺拉斯生活在一个拟古之风盛行的时代，古罗马人普遍以摹拟希腊古典为时髦，其哲学、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语言的发展总是掩映在希腊文化的光辉之下。就文学而言，许多伟大的作家都在内容或形式上摹拟希腊的文学经典。正如后来罗素所说：“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2]贺拉斯受时风熏染，持谨守传统的立场当在情理之中。但是罗马文学在若干世纪内特别是在中后期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所取得的创获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这不能不使那些对文学发展持有切实眼光的人们改变世俗观念，突破流行时尚的限囿。正是追随时代发展、关注创作实际的社会学观点对贺拉斯既定的古典主义偏执起到了救正的作用。问题在于，贺拉斯对于古希腊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之关系的把握尚缺少一点辩证法，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容易走极端，在强调一面时往往不能顾及另一面，从而出现自相矛盾的漏洞。 其实贺拉斯所面临的矛盾正反映了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如果在其中各执一端的话，那就有可能演化成尖锐对立、互不相让的争执甚至冲突，贯穿日后西方文论史的“古今之争”，可以说正是贺拉斯所面临的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展开。 二、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古今之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今之争”是这一矛盾的第一次遭遇战。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就是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重新被发现，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这些古代典籍中所揭示的文艺规律使得当时的意大利学者大开眼界，一时译者、注者、评者、释者蜂起，出版了一批同样名之以《诗学》、《诗艺》的论著，讨论的问题也往往不出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所论，如悲剧、喜剧、情节整一律、卡塔西斯、诗的恰当性、文艺的功用等。 说到底，这些意大利学者还是在如何对待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传统的问题上较劲，从一开始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进而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古今之争”。引发这场争论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文学创作的深刻变动，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抒情诗、薄伽丘的《十日谈》、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的问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典籍所总结的传统规则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些传统规则已经无法说明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探索。于是，一方面是追随时代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是1000多年前建立的传统规则，是肯定前者而挣脱后者的束缚，还是固守后者而限制前者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每一个论者都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派意见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典籍所建立的文艺规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不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后人提出的新的诗艺尚不足以动摇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权威地位，没有一门艺术能够不遵从古人建立的规范而取得成功。在这一派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明屠尔诺。他对以阿里奥斯托的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为代表的新型诗颇多訾议，认为与创造史诗的希腊诗人以及创立诗学的希腊学者相比，传奇体叙事诗的发明者只能算是化外之民，他们从来没有学问的名气，创作仿佛只是靠天启发，要从中寻找新型的诗艺，那就犹如在非洲沙漠中寻找绿树青草，“尽管这些人为了表现自己才华学问都很强，曾努力向世人介绍一种新的诗艺，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有这么大的权威，使我们宁可相信他们而不相信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他看来，这两位古人的权威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一次是真的，就必须在任何时代都永远是真的；尽管风俗和生活可以因时代的差异而改变，真理却并不因此就改变，时代可以更易，真理一成不变”。因此如果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依据荷马史诗而创立一种真正的诗艺，那么就无法想象还能够另立一种诗艺与之并存，例如诗歌创作因时代而发生的变化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即诗可以采用多于一个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情节，并使其他各部分与之相协调。他据此认定：“哪一门艺术、哪一门学问、哪一种训练（不论是建筑、音乐、绘画、雕刻、军事或医学）里，一个人可以不努力步古人后尘而能够工作吗？不是愈紧密地追随古人就愈能得到称赞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