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学界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进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对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趋向和愿景作了许多的思考和展望，其中不少论者的前瞻性分析具有较强的实践和学理依据，给人以鼓舞和启示。但是，也有一些展望文章，学术站位较低，视野不够阔大，不能给人登高望远、豁然开朗之阅读感受。清代“性灵说”诗歌理论家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①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大道理大问题与小道理小问题之分，大道理大问题管小道理小问题，治学者当先思考和解决大道理大问题。同样道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前景的分析和思考也应该先识其大者。那么，什么才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大问题呢?对此，无论识见如何不同，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包含其中的，这就是：一，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有关的“理论边界”问题；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关的“问题意识”或“中国问题”；以及三，推进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简言之，理论边界、中国问题、研究方法，是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加以认真对待的三个重要理论思考维度，也是有志于理论创新的研究者应该具有的三个自觉理论意识。 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其理论边界问题。之所以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开放性或曰未完成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科学，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处于不断生长演进的过程之中，是一个未完成的开放发展着的思想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传统与当代发展的关系方面，学界基本上形成了“守正创新”或“继承-发展”的共识性看法，也就是要在守持或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开展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并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应该说，这样一种认识思路和理论策略，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在实际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这样一种符合规律的理论思路和策略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原因在于，无论是对于继承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一旦进入具体理论思考和运作之中，就会有一个问题凸显出来，这就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是”与“非”的界线或曰边界究竟何在?弄清边界，是继承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基础。 历史地来看，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大致经历了先后两个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不断传播、不断扩展影响直至占据主流地位并大致形成自己的理论边界的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至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不断巩固和强化主导地位、不断圈定和扩展理论边界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形成为主流文论话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与理论成就，但不可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引起反思的历史过失和问题。这里暂且不论前一个历史时期，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略作指陈。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冷战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政治上一面倒的国策选择，致使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化的统治地位。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成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主导性或者说主宰性话语。久而久之，在现代新文艺发生之后包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批评在内的多元文论研究结构系统就被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置换了，复数的现代文艺理论研究变成了单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置换，一方面把文艺理论研究的形态和取向窄化了，窄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单一或唯一的形态和取向；另一方面，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被无限地泛化了，什么研究都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时至今日，不少文艺论著，还习惯性地愿意给自己的研究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是一个总的情况。 如果再细加区分，1950年代至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泛化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表现为两种不同情况。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固化边界的阶段，固化的初衷和目的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新观念、新理想、新标准，并以此指导新中国的文艺实践。应该说相对于此前时期的状况而言，当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式，即以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理论架构的文艺反映论，而且这一新的理论范式在指导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和批评方面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边界固化最终的结果却是走向了僵化和教条化。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统统反掉，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都不敢入研究者法眼的历史语境下，从国家层面大的治国方略和意识形态选择到具体一些的文化运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表面上看起来什么研究都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但在这顶大帽子下的思想蕴涵和理论内容却是极其狭窄单薄的，所包含着的实际思想内容极其有限，而且那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确认和解释常常是经过了政治斗争需要的过滤，是经过了人为选择的，教条化、片面化屡见不鲜，有时甚至走向极度的扭曲和悖离。从学术创新的角度来看那整个三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除少数几个理论人物和理论文本之外，在总体上很难给予较高评价。从1980年代至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扩展边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展现出了开放性的时代特征，大胆地借鉴、汲取西方现当代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以及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遗产，以开放的姿态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境域和话语空间，以应对急剧变化了的文艺发展现实，从而在观念的创新和体系建构方面展现出了新的气象和格局，与此同时也逐渐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往在人们印象中形成的教条化、极端政治化的僵化生硬形象，逐渐地恢复了生机和活力。然而，毋须讳言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历史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就是转向了泛化。在相当多的学者那里，似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各种理论观点，诸如形式主义文论、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以及各种形式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什么都可以拿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嫁接。如此一来，文艺理论研究的思维空间、思想格局和学术形象的确有了新的变化，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区别何在，却弄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了，不少人甚至不屑于思考和谈论这种区分。这种泛化所带来的模糊认知，致使当前的学术界对于究竟哪些人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哪些学术观点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都已经难于达成共识了。如果连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说不清楚了，那还怎么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呢?继承什么?又在什么基础上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