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注：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这段文学史的描述者。“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这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把文学史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注：程光炜：《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这其中更具本质意义的，我以为还是“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由于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重写”变相成了经验教训的总结，先在的价值立场与难抑的激情评说消解着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经过80年代末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转折，随着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了80年代构筑起来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度与弱点”，即“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注：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其结果，一是造成对对象的新的“遮蔽”与“盲视”，二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归拢于某一预设的概念理论，导致新的误读。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准备在大陆出版时，洪子诚在增补“序言”谈到“当代人”如何面对、处理“‘时间’距离过近”的“当代史”时指出：“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有另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时间’的‘洗涤旧迹’的难以阻挡的运动中，使一些事情不致过快被冲刷掉，抵抗‘时间’造成的深刻隔膜”。（注：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些论者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提倡“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对“十七年文学”作为“文学事实”进行“知识学”的“考古”清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 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经融入了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宏大叙述”与“建构”之中（它是对20世纪中国“百年回眸”的其中一个切入视点），在参与“历史建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新审视与“整合”）、关注“当下”文坛的同时，又曲折地参与着对“未来”的“预设”（21世纪的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这里，我更关注的是蕴含在这其中的“学科史”的意义，关注作为“当代文学”学科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研究。 90年代后来一系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著作文章，是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余绪”的产物。据初步统计，1996年以来，已出版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著作有3部，（注：即《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王世诚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回眸“十七年文学”》（岳凯华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论文不下30篇。若将包含“十七年文学”内容的多种现当代文学史（包括“通史”与“专题史”）计算在内，数量还要大些。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终于影响到一些治当代文学者冷静下来检讨“原来当代文学史写作所确立的视角，所运用的概念和所持的文学评价标准等存在的缺陷，而寻找新的理论框架和叙述方式，对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选择和编纂，以达到对当代文学的新的观照”。（注：《当代文学概说·序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被如此明确地赋予了严格的学科史意义，成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这种研究的“学科史意义”又紧密地与研究者所坚持的学术立场关联着。把“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的话题来谈说，强调研究中的“学术立场”与“学术视角”，也只有在这一阶段才表现出一种自觉，并成为现实。 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值得质疑的问题之一是：是否自“十七年文学”诞生以来，关于它的“谈说”、对它的不断“重构”也或隐或显地充当着“时代的风雨表”而始终难以上升到严肃的学术层面？作为“当代文学”“事件”的“在场者”，“当我们也变成被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就使得包括“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要获得具有一定“距离感”和科学性的学术品格，并不容易。这种从研究的“学科史”与“学术史”意义中衍生出来的历史意识，也是90年代的研究者们所无法回避的“十七年文学”问题。2000年在武夷山召开过“中国当代文学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注：研讨会有关内容可参看《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一文，《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若作深入探究，我们把“十七年文学”究竟置于“文学史”的视野还是“文学史”的范畴进行考察，结论会不一样。它实质上反映着研究者的史识。前几年出版的几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对“十七年文学”只“概括”地一笔带过的，但有的则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学史的整体进程，正视其存在，探讨它究竟给文学史提出了些什么有“意义的问题”的。（注：前者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后者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两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实质是如何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定位“十七年文学”。另外，近年“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潜在写作”概念的提出及其争议，对“十七年文学”“隐失的诗人和诗派”的描述，（注：前一种情况主要指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十七年文学”的描述视角，后一种情况主要指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一体化”的“十七年文学”的补充描述。）其实都暗含着研究者文学史观的调整。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当代人”“重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