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批评悄然展开了物质性转向运动。理论批评的内容发生了深刻转换，从语言、话语和文化的内容转向了“物质性、生物学和特别政治性的内容”(Elliott and Attridge 3)；而从物性维度阐发诗学问题，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趋势之一(张进146)。来自不同理论谱系和批评传统的研究者从各自角度聚焦文学的物质性，彰显出文学物性批评的若干向度，并引发了对各种物质向度之间关系问题的重新考量。已然取得的研究成果，或阐发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和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德·曼的“铭写物质性”理论批评是其代表；或探讨新马克思主义式的唯物主义物质性，强调文学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事实条件之间的关联，其理论要旨在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论”中得到拓展；或讨论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即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主体身体的物质性，其主要倾向在当前的身体美学和“赛博形象”研究中得到集中呈现；或考察文学表征对象、经验客体以及经验于其中得以发生的对象世界的物质性，其观念取向在当前声势浩大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得到全面表达。本文旨在梳理剖析初现端倪的文学物性批评诸向度的内涵特征，研究其间复杂的“事物间性”关联，彰显新世纪文学观念从“人性的表征”向“物性的体现”转换的理论轨迹。 一、文学语言能指和文本的物质性 自古以来，词与物一直被视为“致命的天敌”，但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新式文学理论则认为词与物“能够融合”，“每个人”都“能够读懂物”(孟悦 罗钢 83)。“物”不是因为反映于话语而被人读懂，而是由于物已然自行安置在人类精神之中而成为一种“物话语”，这种话语本身具有物质性。这一观念转变，开启了从物性维度解释文学语言能指的新路径。 能指和语言本身的物质性的观念，在索绪尔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批评中都得到了持续的强调。索绪尔的语言学反对语言仅仅具有描述性(语言仅仅是事物的名称)的思想，认为“语言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可以被理解为能够产生那些一度被认为仅仅能够理解的事物”(麦高恩17)。俄苏形式主义集中关注文学作品自身的“物质现实”(the material reality)，像检查机器一样检视文学文本的运作和功能(Eaglton “Literary” 2—3)。英美新批评则着力将诗歌转变为物恋的对象，并使之重新物质化(rematerialized)，强调作品在物质性方面的自足性和作品自身的物质真实性(张进13)。这种将“词”作为“物”来对待的批评路径，在后结构主义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体现为：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品格的“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概念逐步取代“语言”、“言语”、“能指”和“作品”(work)等术语而成为文学研究的聚焦点；将文学的“形式”作为“内容”来把握，将文学“媒介”作为“讯息”来对待，将文学的“文本”作为“事件”来阐释。 索绪尔语言学有关语言“反映”现实与“打造”现实的悖论，皮尔士古典符号学有关“记号”与“模拟”之间的张力，成为不断生发新文学观念的策源地。皮尔士认为，“借由‘记号’(semiosis)而进行的指涉反映事物，而借由‘模拟’(mimesis)来进行的指涉则促发冲动”(拉什 291—92)。正是语言“打造”和“促发”现实的功能，推动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物性批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奥斯汀有关语言“施事功能”的论述与之呼应，将文学语言“打造”现实的能力推向极致，引发了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从语言的“所说”(constative)研究转向话语的“所做”(performative)研究。这一系列观念，不仅强调了文学语言文本以及相关的书写行为的物质性，而且强化了语言书写行为介入和打造语言之外的物质现实的能力，突出了书写行为参与并抵抗历史的潜能。因此，历史书写不仅在“报道”历史事件的意义上具有物质性，其述行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物质性的历史“事件”。德·曼“铭写的物质性”观念全面释放了历史书写的“述行功能”。对他来说，述行行为可以意指实际的历史事件(这是不可逆转的)，也可以意指述行行为。“进行‘物质性’阅读，意味着使阅读涉及并抵抗铭写及铭写模式，寻找这种模式开始进入另一参考、中介、理解、即时性等体系的踪迹”(Cohen viii)。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被铭写的文本都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种物质性“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也是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能指的物质性，一方面可以指向朴素的物质网络，如一般所谓的“物质”能指即字母、声音、文字记载等，它们维持着语言记忆和程序感受(或阐释)；另一方面，这个物质能指自身又引发和产生各种物质性的指涉、价值或相关体系。两个方面会通于“文本的物质性”(Textual Materiality)，聚焦于文本的“语言意义”与“物质意义”之间的“互动关联”(Allen，Griffin & O'Connell 2)，并形成一个多学科综合治理的学术领域。其工作假设和解读方法可以概括如下：文本的意义解读紧密关联着文本的物质形式(physical forms)；文本及其潜文本(paratexts)体现着文本的物质性(physicality)意义；文本与其物质形式之间的关系对意义具有构成作用；文本表述的物质形式影响阅读接受和理解态度。这些基本设定，试图在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和文本的社会历史物质性之间、在文学的“记述”物质性与“述行”物质性之间架起飞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