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虚构是一种形象思维，除此之外，在文学创作中是否还存在着同它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象思维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请看：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总结出两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一种是他一向采用的“杂取种种人”，另一种是“专用一个人”。对于这后一种，作家说：“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①]这种刻划人物形象的方法，不改变生活原型，如艺术摄形一般，根据写作意图，有选择地如实描述，很显然，这是一种非虚构的形象思维。 关于这种形象思维，作家萧乾在回忆自己的写作经历时也有过论述。他说：“在1933年至1938年间，我一边做记者，一边还写些小说。但是，从1938年以后，我就不再从事小说写作了，好像很安于写特写，因为写特写，人物、情节、背景，一切都很现成。于是，我脑子里的那个‘虚构’（即小说）的加工厂好象就停工了。这倒是值得警惕的事。我很想什么时候把那个‘加工厂’的破烂机器收拾收拾，看看能不能重操一下写小说的旧业。”[②]肖乾的这段话说明，他从事文学作品的写作有两个“加工厂”，一个是用于小说创作的虚构的“加工厂”，一个是用于特写写作的非虚构的“加工厂”。作家在这里使用的关于写作“加工厂”的比喻，喻指的是形象思维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除了虚构之外，还有非虚构的形象思维。 非虚构的形象思维，周立波也谈到过。他说：“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是在这里。”[③]在这段话里，作家认为，写散文和特写是不能采用虚构的。周立波的话虽说的是散文和特写同小说和戏剧的写作在形象思维上的不同，但从他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形象思维中，存在着用于散文、特写写作的非虚构的思维。 周立波的话是在1961年说的。三十多年后，散文家赵丽宏根据他的写作经验，也表达了同周立波相同看法。他说：“散文和小说、诗歌、戏剧不一样，散文属于一种非虚构的文体。”[④]写散文是非虚构的，这也说明在散文创作中存在着非虚构的形象思维。 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这更是大家公认的一种非虚构的形象思维了。 关于非虚构的形象思维，我们引证的材料虽然只是几位作家的论述，但这种思维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在美国，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汤姆·沃尔夫为首的作家，打出了“新新闻主义”的旗帜，将新闻和小说联姻，要求作品要有“真实性”和“准确性”，所写的应是“非虚构小说”。这种“新写实”采用的就是非虚构的形象思维。1975年，美国的多克托罗甚至预言今后不再有小说与虚构文学。多克托罗的话虽然不免说得过头，但是他毕竟看到了非虚构的形象思维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形象思维形式。在当代德国，以瓦尔拉夫为首的作家也开展了“纪实小说”的创作活动。[⑤]这种活动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 在我国，“文革”结束后，写实主义逐渐升温，以致发展到描述作家亲身经历的散文的两次繁荣和包括一些纪实小说、新体验小说和其它种类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这种并非一个人，也并非一种文体的写作所采用的非虚构的形象思维确实是一种大量存在的写作现象。 二 非虚构的形象思维，其思维活动反映的内容，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和生活中的真人。这种形象思维是围绕着怎样才能更好地描述真人真事展开的，因此，我们叫它为“实构”。 实构概念的提出，最早见于马识途同志写的《学习创作的体会》。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任何小说作品都不可能按生活原型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必须服从塑造典型的原则进行必要的虚构。所谓虚构，就是在你的现实生活中不一定有，但必须是可能有的。而且是人物性格发展所必要的。因此，虚构不是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向壁虚造的。而是为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必要的。是势有必然、理有固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虚构，实是实构。”[⑥]在这段话中，马识途同志虽然提出了“实构”这个概念，但是，其内含的实质，说的还是虚构。那么，我们说的实构同虚构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形象思维是一种审美活动。这种审美活动是作家根据写作意图，对素材进行取舍的美的发现和对形象进行整合定形的美的表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像列车在钢轨上运行一样，不能离开思维原则的制约，不然，对素材的取舍和对形象的整合定形就没有了标准。 形象思维原则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编造的，而是作家们长期的大量的写作实践，结合读者的审美要求，而自然形成的大家公认的思维规范。思维规范来自文学体裁的特点。作家们正是在符合这些特点的前提下进行形象思维的。 文学体裁根据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不同，分为两大类。在它们当中，一类像美术中写生一样的描绘生活，另一类则像绘画中的凭生活积累进行想象的创作构图。前者有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和亲历性散文等；后者有非纪实的小说、戏剧和诗歌等。对于前者，这些文体有着新闻真实性的特点，而后者则是有艺术真实性的特征。这两大类文学体裁的不同，要求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不同，也使得形象思维是不一样的。这正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艺术自有其奥秘，其叙事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戏剧的形式，我甚至相信，对艺术的各种形式来说，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种种艺术思维，因此，一种思维决不可能在另一种与它不相适应的形式中得到体现。”[⑦]在这段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艺术形式对思维产生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就是作家采用某种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的时候，形象思维只能适应它，而不能相反。在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写作现象。例如，史传文学要求所写的内容既具有形象性，又具有史料性和档案价值。根据这些特点，被鲁迅称颂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司马迁在写作的时候，采用的显然不是虚构，而是被许多人称为“实录”的实构。而历史小说的创作是在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前提下的虚构，于是就有了“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的形象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