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 一、独领风骚而又狂躁偏激 研究文体的人都会注意到：90年代中国大陆文坛流行一种新的文体，即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流行其来有自，随着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日益加深、加剧，中国文化的现状与未来正日益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成为文化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而这种关注与争论的最集中的“操练场”就是文化批判。与一般的人文学术文章不同，文化批判的对象不限于历史上高雅的“经典”文化，它主要关注的是与普通大众（而不止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大文化，诸如大众文化、现代传媒，乃至与人的日常生活（如性爱、服饰、居室装饰、体育运动等）紧密相关的经验现象。正因为这样，文化批判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和参与性，它擅长于及时而敏锐地对于当下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作出批判，而且常常是激烈的批判。职是之故，文化批判就像其名称所标明的，以批判性而著称，其言辞一般也比较激烈犀利，属于鲁迅所说的“匕首投枪”一类。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文化批判由于距现实太近、批判性太强，不易保持应有的学术品格与明达理性而流于情绪化，这可以说是文化批判容易误入的陷阱。 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文化批判一方面正在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社会与文化、反思自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定位与作用、参与公众讨论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同样存在着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与误区，诸如，知识含量的偏低，批评语言的情绪化，私人立场与公众立场的混合，批评规范的混乱，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狂躁偏激，缺乏倾听对方声音的耐心与诚意，等等。这些问题与误区集中到一句话，即是：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为数不少的文化批判文章都给人这样的印象：大义凛然、言辞偏激、情绪激昂、义愤填膺，唯独缺少学术品格与理性精神，似乎文化批判就是情绪越偏激越好、倾向性越极端越好，至于理性精神与客观态度倒是无关紧要的。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于当今的文化批判本身进行批判，对于批判者的批判立场与批判规范进行必要的清理与剖析，以便心平气和地探讨如何建构健康而富有建设性的文化批判，把它引导到明达理性的轨道上来。 二、批判激情不等于批判理性 我以为，文化评论的理性精神，首先体现在对于当下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尤其是对于支配性压迫的准确定位。众所周知，文化批判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运用葛兰西、马尔库塞以降关于文化权力、文化霸权的理论，来分析社会中各阶层之间、性别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种族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话语／权力关系，正是这一点使得它具有强烈的现实参与性与批判精神。文化批判体现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公共领域的文化价值问题的深切而直接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主要表现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支配性压迫保持难能可贵的批判精神，我认为这是文化批判最可宝贵的品格。 但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热情并不等于他的批判理性。批判理性的根本保证，是对于真实的批判对象，亦即公共领域中大多数人所真切感受到的支配性压迫，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是有效的、理性的文化批判的逻辑前提；然而，仅仅是批判热情尚不足以保证准确把握批判对象，有时恰恰相反，热情的膨胀不但无助于而且还有害于对批判对象的把握。而如果连批判对象的准确把握也无法达到，那么，批判只能流于虚妄，批判得越慷慨激烈、振振有辞、义愤填膺，就越不着边际、荒唐可笑、混淆视听、危害无穷。 在我看来，现在许多以大众文化和西方第一世界文化为主要批判对象的文化批判，不同程度地都存在批判对象误置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的社会批判以极左路线为其主要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知识分子保持了政治与文化立场的基本一致，因为极左的文化权力的专制与压迫正是他们共同的切身经验；那么，到了90年代，大多数文化批判则在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赛义德等的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把矛头指向了大众文化与西方文化，似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老百姓正在遭受大众文化（国内）与西方文化（国际）的残酷压迫！其危害主要在于模糊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大众所受的真正的支配性压迫。 三、倾听·对话·多元·沟通 9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应当如何评价，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文化批判这一新兴的文类中展示无遗，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分歧的起源与其说在于学理，不如说是在于对现实社会的不同评价。 我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这种同质整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了，呈现出空前的分裂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都不再存在原先的“配对”与支持关系，三者之间的变革速度也是不同步的。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状态以及异质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向的并存等现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解释与评价。这种状况是每一个有志于解读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现实。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所处的早已不再是从前那种同质化的社会，不管是谁，想要发明出或者寻找到一种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包容无遗的阐释模式是不可能的。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多元的、各种不同的阐释模式的相互宽容、共存，它不但容忍而且呼唤异质的阐释模式与评价标准；但同时又努力在不同的模式与标准之间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对话关系，在多元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沟通。近年来文化批评界的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对话的规则与诚意，各家各派自说自话，结果自然是众声喧哗，热闹有余而对话、沟通不够。许多人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的阐释模式或价值标准是绝对正确的，具有无限的阐释有效性，急于用宏大话语表达自己的“终极真理”，而没有耐心和诚意去倾听别人哪怕是“片面的”真理，把不同于自己的阐释角度、价值尺度一棍子打死。这种态度只会把文化的讨论引入歧途，大家都意气用事，为争论而争论，是非常不利于真正的文化建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