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1-0185-08 传统意义上“空间”作为历史性的概念主要是指感知和想象的存在，近现代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加速度，空间从人类活动的容器、场所以及抽象的几何物理概念逐渐转义为观察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因其对空间问题的重要诠释成为当代空间理论研究的枢机，从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空间思想的重新抉发到当代对于时空压缩、空间修复、空间正义等社会空间问题的研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空间思想研究皆取得诸多实绩。①但是由于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等总体的视野来研究空间问题，亟需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空间思想的理论基石。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对建基于生产实践之上的空间生产过程的探讨不仅能够深入揭示空间生产的内涵，还可以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空间理论，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 一、回到马克思：作为生产的空间 马克思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把人的本质视为能够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所进行的生产活动，空间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重要面向。首先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马克思于此并未直言家庭和国家是一种空间生产，但是其将家庭、国家与宗教、艺术等并举，实已暗示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作为特殊的生产，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等是一种精神生产，家庭和国家等则是一种有别于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③。 其次，马克思认为空间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物质生产。马克思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根本条件，“在空间不可分的东西，完全不会因此而存在于空间之外，并且与空间没有关系”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亦指出，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⑤。因空间是人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所以既不能单纯地从自在空间概念，也不能从人的意识层面去理解。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最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是基于自然界或感性的外部世界的空间活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生产满足自身生存发展所需生产、生活资料的同时，也生产着不同的空间和空间形式，而空间则影响和改变着物质的形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 最后，马克思认为分工加速了空间的生产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论分工时指出，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分工的不同或者差异形成了商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国家等不同性质的空间，即差异空间。同时，分工的发展使得空间更具生产特性。空间是随着人自身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而不断发展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要的空间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吸收资本⑥，而生产规模在空间上的扩大会使生产一定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缩短⑦，由此空间的扩大既吸收了资本又提高了生产效率，此更加表明空间是一种生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和分析曼彻斯特工业发展状况时指出，城市发展结构——城市被划分为破旧的工人区、商业区、工业区和别墅区(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⑧的区分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这种区分正是体现在不同阶层空间上的分工。法国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在访问利物浦时对所见所闻的描述更加深刻地揭示了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在阶级分工所形成的“簇新外表”下悲惨的现状：“利兹大街附近有一二十条街巷……晾晒着破衣烂衫……一群儿童脸色苍白，头发枯黄而蓬乱，衣服千疮百孔，脚上无鞋无袜；他们全都肮脏得可厌……做妈妈的和老大不小的女儿蜷缩在昏暗的甬道中……破损的漆布铺在地上充当地毯……屋子里散发的气味犹如一家堆满了破烂的旧衣店……然而一个真正恐怖的细节是，这些街巷竟然相当工整，看上去簇新簇新——也许这是一片重建的区域，慈悲的市政当局把它开发出来，以便示范能为穷人做多大的好事。”⑨法国评论员列昂·福歇(Leon Faucher)在描述曼彻斯特居民生活时同样指出，曼彻斯特的阶级划分反映在清扫街道的安排上：“曼彻斯特当局每年投入5000英镑用于该镇的清洗。一等街道每周清洗一次；二等街道每两周清洗一次；三等街道每月清洗一次。至于贫苦阶层居住的庭院、小巷和院子，就没办法确保它们能够定期得到清洗。”⑩ 分工在加速空间生产性的同时，也给社会空间带来深重的“苦难”。“机器”“砂糖和咖啡”“铁路”“蒸汽”等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的转变及各民族间的分工的发展，不仅造成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与对立，更使得乡村屈服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结果“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11)，实现了世界空间的转向。 从思想史而言，马克思把空间视为生产的思想极有可能是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受到亚当·斯密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多次引用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的内容。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当·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12)。恩格斯更是称亚当·斯密是“把一切——政治、党派、宗教都归结为经济范畴”(13)的经济学家。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中论及分工时指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14)，由此可见，分工的程度和生产的发展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市场缩小导致分工趋于单一，生产和商品的需求就减少；市场扩大驱使分工细化，商品需求和生产力就会提高。进而言之，市场空间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随之增大，生产就会提高，反之亦然。于此，斯密实则论述到空间在一定程度和条件下影响着生产的发展，表现出空间是一种生产的思想。马克思对斯密的观点是赞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分工论述时，对空间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空间实为一种生产。当然，斯密所谓的劳动分工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并不相同，斯密指出：“劳动分工带来了多种益处，但是究其根源，它并不是任何人类智慧——这种智慧能预见，追求，并能造成机会去实现广泛的富裕的结晶。相反，劳动分工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所导致的必然的、缓慢的、渐进的结果。”(15)以此观之，斯密的劳动分工说主要是基于人性论，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说是基于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两者显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