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结束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五四”白话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诸多概念同时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混杂。这种替代反映的是文学研究的精确化，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任何概念的产生，各负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不可错位而生，也不可长存不灭。在“五四”时期或稍后产生的新文学、白话文学等概念，正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变的投影。用新与白话作界定，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质”，不如此，新旧文学不能区分。50年代，把从“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称作中国现代文学，那是要确定一个界限，来称谓建国后的文学，这自然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没有现代，何来当代。顺理成章，现代以前而被称作近代，近代之上，又有一个古代，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在“五四”时期提出，也不在50年代提出，是因为那时候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根本就不完整，提出这样的概念，显然不合时宜。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为，不论人们将用什么语言去描述某种文学活动的性质，这种文学活动一旦成为历史，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对其进行的定性式命名都将失去效力，终会让位于时间性命名，在纯粹的时间意义上，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至少在我看来，人们在谈到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时，还是把他们纳入唐代文学这样的范畴为好；而在唐代文学这个母系统中再分几个子系统，也还是叫它们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为好。因此，文学史性质的概念建构，受到了时间的严格限制，想突破它的，总是好景不长，到头来，还是时间占上风。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史，本文的题名就显得不伦不类，文学的发展最终要证明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20世纪”的中国文学，除此以外，它什么都不是。你说它具有现代性，再过2000年，还能不能这样说？肯定不能。而我之所以不得不用上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作陪，也就只能是在当前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时所不能不用的一种应对方式，或者说，这是我想介入某种对话而不得不服从语境需要所作的一种临时性选择。因此，我的论题可以称为一个假定性论题，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对话是由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所引发的。杨、宋之文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文学的发展时差入手，判定它的近代性质，这就彻底粉碎了从“五四”以来人们早就渴望建立的“现代”文学之梦。他们作了这样的论证：西方的文学分为近代（文艺复兴至19世纪）——现代《20世纪》两个时期，“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主要取范对象是西方近代时期的文学，故其也就只有近代性质。并证之以20世纪中国社会乃为近代性质的社会，所以，这一立论也就从取范对象、社会基础两方面得到了佐证。从形式逻辑角度分析，几乎无懈可击。但深思以后，我又不能全部接受这种观点。 我以为，杨、宋二位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界定有两个不足：其一，游移性的特点。因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对某种性质的说明，都是一种不稳定的说明，因而也就很难说，是对文学规律的某种程度的揭示。如杨、宋所说的现代性，是以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准所下的定义，就是在目前看来，它已显得不够完满，因为，现代主义正被后现代所取代，杨、宋所说的“现代性”，实际上正在被消解。现代主义已被宣布为一种“传统”而遭到反对。如杨、宋肯定现代主义“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突破理性与规范，带有鲜明的非理性倾向”，但在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视野中，现代主义却有“官方文化”的嫌疑，它为“文化纯洁”所作的努力，使其代表的正是启蒙的理性精神。因此，用现代主义界定现代性，假若以时间作标准，这种界定显然滞后而显得不太确切。所以，界定现代性而求助于时间，既有有利的一面，似乎顺理成章，但也有危险的一面，这种界定又会很快被时间淘汰而显得陈旧。其二是进化论的特点。从杨、宋文章看，他们划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三大概念，不仅表示了时间感，实际上更表示了一种价值判断。这会产生一种消极的结果，即文学的成就与时间相关，越是新的文学，越是有价值的文学。这种文学进化的观点，虽然不是全无合理之处，却是文学史观的线性思维的体现，不利于认识文学的复杂性。因为，我感到在杨、宋的文章中，不仅对古代文学而且也对近代文学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态度。如对古典主义的评价，就有失公正与全面。说50、60年代的中国文学“彻底的新古典主义化”，就源自进化论而立论，以为一“古”，也就无价值了。其实，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多少价值是事实，但这是不是古典主义的原因，却是一相当复杂的问题。疑问之一就是，古典主义传统本身确曾创造出很多的文学大家与文学杰作，可我们的新古典主义却近乎一无所有。我发现，从判断文学使用什么标准这一点看杨、宋之文，他们多从文学对社会的适应立论，却较少从文学自身所取得的实际成就立论以定优劣。这在本质上是进化论的流露：持有社会不断进化的观点，就必然持有文学不断进化的观点。这结果必然导入惟新是求的理论境地。我以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只会失去它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和对艺术的选择。这种进化论最终会将文学导入一元主义的狭窄天地。当我们的文学需要对整个文学史加以某种程度的整合时，这却有可能被目为“复古”而不能得到认可与实施。所以，我感到这种界定，限制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只从最新的文学来看文学史，易于流入否定过多的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