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又一次大面积进入中国。如同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五四”时期一样，文化与民族性关系的争议重新泛起。从语言、历史、宗教、艺术到各种风俗民情，文化是构造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由于文化的存在，一个民族的众多成员拥有相近的生活模式和观念体系。因此，西方文化的进入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的民族基因会不会被改写?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是：这种状况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某种瓦解我们民族基础的意识形态阴谋? 回溯两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这种提问方式并不奇怪。这一段历史时期，古老的中国积贫积弱，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进入了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它们依赖船坚炮利强行撬开了紧闭多时的中国大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遗留下巨大的创伤。时至如今，这个伤口还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炎，召唤出令人扼腕的痛苦记忆。因此，许多时候，西方的文化意象带来的不仅是异国情调，不仅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而且还常常潜藏了某些或显或隐的敌意。另一方面，这个创伤同时还隐含了奇异的历史辩证法：即我们的民族在痛苦之中被迫崛起，并且逐渐驶入现代社会的快车道。这种崛起所采用的许多文化策略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文化，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必然增添了文化与民族性争议的复杂程度。事实上，只有逐步分析卷入争议的众多因素，问题的全景才会渐渐明朗起来。 关于文学理论民族性问题的争议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展开的。这是文化与民族性关系争议的一个小小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西方文学批评学派络绎不绝地造访中国。从主体论、存在主义、黑色幽默、意识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所谓的“理论旅行”极一时之盛。许多中国的批评家纷纷表示质疑：怎么能让我们的理论领地成为众多西方批评学派的跑马场?中国的文学理论哪去了?他们用“失语”形容本土文学理论的缺席：哑然无言，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或许必须将这种质疑的时限提前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冲击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先秦至晚清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积累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人们可以发现一套风格独异的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例如温柔敦厚、思无邪、意象、兴象、文与质、志、道、气、赋、比、兴、风骨、韵味、滋味、象外之象、境、趣、格调、性灵、天籁、形与神、巧与拙、虚与实、情与景、自然天成、兴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草蛇灰线、唱念做打、诗言志、诗缘情、美刺、文以气为主、文以载道，如此等等。然而，20世纪之初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迅速地消失，另一套来自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术语全面地取而代之，不仅主宰文学批评，并且占领了大学——诸如京师大学堂——的文学教育，例如时代、国民性、道德、意识形态、文学批评、思想、风格、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个性、内容、形式、题材、主题、游戏说、劳动说、大众、人民性、党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美学、典型、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作品、现实、文本、叙事、抒情、民族性、人道主义、人性、美感、真实性、虚构、想象、结构、无意识、文本间性……显而易见，两套概念术语和理论命题的文化根系迥然不同。尽管某些概念术语的语义存在互译的可能，但是，文化根系的改变无疑必须追溯到历史的转型。两种知识之间的转换如此之快，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历史转型的剧烈节奏。当然，并非没有人出面维持“国粹”，抵制西方文化的扩张，20年代著名的“学衡派”即是代表。但是，在“五四”时期高涨的启蒙气氛之中，倡扬“国粹”更像是令人生厌的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并没有赢得足够的积极响应。“新儒家”是另一个倡扬“国粹”的学术派别，他们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顽强维护也没有成为主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至六七十年代，抗日战争与阶级之间的大搏斗晋升为头等大事，西方文化被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逐渐销声匿迹，文化与民族性关系的争议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仅仅剩下若干表态性的空洞大口号。事实上，具有理论意义的辩论重新出现已经是八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重新辩论已经拥有非常不同的时代背景。全球化是时代背景之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全球化”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这种现实迅速地到来了。目前看来，经济领域是促成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市场的开拓与扩张，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各个国家之间频繁的经贸往来，资本没有祖国——那些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四处游弋，巨大的经济红利驱使人们将全球联结为同一个网络。许多文化内容跟随商品的流通越过国界，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例如麦当劳文化的全球普及，再如汽车的输入同时伴随汽车文化的输入，如此等等。交通工具的发达和完善极大地满足了全球化所需要的条件。远洋轮船、铁路与火车、大型喷气式客机组成的立体交通体系正在覆盖全球的每一块热土。 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体系构成了全球化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海外留学和越境的印刷品——近现代开始的大规模翻译无疑为文化的“越境”提供了必要条件——曾经是传播异域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如今的卫星电视和互联网令人惊异地制造出新型的文化交流方式。异国他乡的文化制作为影像符号，电波和信息之流轻而易举地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海关从而移植到另一块土地上。从美国的股市、欧洲足球联赛到中东战争、拉美地震，大众传媒可以在第一时间将新闻事件传遍全球各地。由于前所未有的频繁交流，各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对话、沟通与隔阂、冲突成为全球化的另一种景象。这当然也是八九十年代重新辩论的语境：重新洗牌已经开始，中国文化将扮演什么角色? 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于全球化这个事实相当陌生。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不断地传颂一个众所周知的口号：文学走向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有些缺陷的口号。不言而喻，世界并非哪一个国家独立经营的俱乐部，进入世界并不需要购买特殊的门票。换一句话说，我们始终就在世界之中。然而，长时间的闭关锁国让人觉得，世界是另一块有待熟悉的大陆，我们尚徘徊于世界之外。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开始从各个方面融入全球化图景，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交往日益密切。这时，毋宁说另一个事实愈来愈多地引起中国文学的关注：在各个民族众声喧哗的文学对话之中，中国文学什么时候登台表演?一些发言者占据了中心位置，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另一些发言者音量很小，听众寥寥——这甚至并非民族人口的数量所决定的。许多人喜欢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可是，只有为世界贡献独特主题的文学才能真正令人瞩目。如果中国文学将西方文学作为未来的生产配方，如果中国文学仅仅演变为佐证西方文化的某些案例，那么，世界的文化舞台不会为之腾出尽情展现的空间。许多人同时观察到，某些同质文化——例如美国文化正在急速扩张与大面积复制，而且，由于科技与经济的掩护和支援，这种扩张与复制甚至带有侵略性。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会不会甚至在本土陷入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