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文学批评理论迭出、“主义”盛行的时代,其影响在21世纪的中国还不见消退。学界论批评时,总是离不开“俄国的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美国的‘新批评’、德国的现象学、日内瓦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国际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阐释学、精神分析学、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流派的理论①的影响,再加上批评实践中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了关注的焦点。理论追求的“失明”症与实践活动的庸俗化,成了文学批评界不得不面对的两大顽疾。有感于中国文学批评寻找新路的彷徨与挣扎,笔者回望西方20世纪种种批评流派,幸遇我国法语翻译界元老范希衡先生在艰难岁月忍辱负重、呕心沥血译成的《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在细读的基础上就圣勃夫文学批评的当代价值与启示作一领悟性的探讨。 一、批评是发明,是创造 对于经典作品的阐释的现代意义,圣勃夫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论泰纳先生的几部作品》一文中,圣勃夫认为,一个文本在后人的阅读中是向未来敞开的,同时会向过去射去光明。他这样写道:“我知道观点是变的,是转移位置的;我知道我们一程又一程地往前走着,就会有新的远景向过去展开,向过去发射出有时意想不到的光明;我知道,在已经古旧的作品里,如果某些方面的外观黯淡了、消失了,另一些方面的却更突出,显得更清楚;我知道,一些更普遍的关系会建立起来,对于艺术的巍峨巨著,有一个适当的远距离,这种远距离不但无损于对艺术品的瞻仰,反而更便于看清比例,测量大小。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作品里,除作者所见到的东西以外,还别有所见,辨明他所不知不觉放进去的东西以及他所不曾有意想到的东西。”(第1152页)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批评与阐释让作品开放,让批评的光芒唤出过去的生命,闪现出过去所没有发现的光芒,一如圣勃夫所言,让有距离的审视与省察,在瞻仰作品的同时,看清其被过去一度遮蔽的东西,辨别出作者本人无意中投入的东西。这是通过批评者的新发现所开拓的空间,它在过去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在一程又一程的阐释与批评中延续其生命。就此而言,批评家与作品之间所呈现的关系,便不仅仅是简单的解释、阐述,而是一种积极的思考,一种带来光明的发现。所以,圣勃夫坚定地说:“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倒是批评家的无上光荣;这一点也就是批评家的合法的发明部分。”(第1152页) 圣勃夫对于批评之“合法的发明”的观点,尤其是批评让过去的作品通向新的远景的看法,与布朗肖关于文学的未来的思考有相通之处。在布朗肖看来,伟大的作品,如马拉美的《骰子一掷》,都是“趋向于书的未来”②。“言语的存在,永远只为指向言语间的关系范围:各种关系投射的空间,一经划定,便折叠、合拢,再非现在所在。”③此处所言的“关系”,与圣勃夫所说的批评所建立的“更普遍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一致性。正是因为作品中的关系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相反是生成的、不断变化的,作品才有可能趋向未来,向未来敞开,拥有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的任务是以自己的阐释与发现去激活作品的生成因子,让作品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批评于是“变作有节奏的生成过程,即建立关系的纯粹活动”④。 批评行为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阅读,但这种阅读不是接受性的,而是批评性的。批评应该如萨特所言具有“介入”的态度。但批评者在与文本建立关系的那一刻起,应该对文本“表现出开放态度,并对他者的独特性表示尊重”⑤。历史上的批评往往出现带有定见、偏见的倾向,面对其所批评的作家或文本,常从既定的立场出发,对批评的对象缺乏尊重。这样的批评态度不仅会影响批评者的开放性,而且难以有对他者独特性的发现。文学批评理论与其说是阐释文本的途径与方法,毋宁说是摆脱定见、开启世界与创造世界之道。圣勃夫强调,在文学批评中要“别有所见”,要有发现与发明。这一原则在其丰富而漫长的批评生涯中得到了真实而有力的贯彻。白璧德认为,圣勃夫的批评具有探索性:“圣伯夫的作品把广度与丰富和多样化结合起来的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没有别的作家能写出50多卷书而绝少重复的、或绝少低于自己的最好的标准的,即从开始到最后都差别不大。伏尔泰的书也是非常多的,但到处是重复,并且常常是因年老而造成的重复。圣伯夫避免重复自己的秘诀是更新自己。他在自己参加的不少于‘十种文学运动和探索’中卓然超群。”⑥圣勃夫多产,但少有重复,其探索的目光在其批评活动中是始终不灭的。他不仅对法国的文学运动保持探索的精神,还是法国最早明确提出要尊重他国文学的批评家。他批评法国“公学里乃至在研究院里开大会的日子所常说、到处说的那样,大叫法国人民是所有人民中最伟大、最合理的人民,我们的文学是所有文学中排名第一的文学”。他说:“我倒希望他只满足于说法国文学是最美的文学之一,使人家隐约感到天地并不是与我们同始同终。”(第73页)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可以说是开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