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何重提冯雪峰译列宁文论 冯雪峰比较完整地翻译的列宁有关文学的论文，据笔者所知仅有一篇，即在很长时间内题目被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短论。如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初，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央编译局曾对此文做过修订和改译，改题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12卷，现已成为通行的定本。从标题可看出，改译本所做的关键改动，是把旧译的“文学”改为“出版物”。胡乔木当时曾明言，改译所针对的前文本主要是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博古译本，认为当年博古把列宁原文中的литература译为“文学”是一个“翻译错误”。胡同时也说：“在这之前，在上海也这样译过，不过影响没有那么大。”[1]这应该指的是冯雪峰的译文。而胡乔木主持的这次改译，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马列经典文本的一个“翻译错误”，而是为构建“新时期”文艺指导思想准备相应的条件，关于其背景、动机和实行经过，已有研究者做过记述和考察，这里无需重复讨论。 本文重提30年代冯雪峰的译文，首先是因为，冯雪峰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意识地展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建时期，把列宁的这篇论文作为“对于艺术的指导理论”翻译成中文的，而在随后发生的所谓“文艺自由”论争中，这篇论文亦被论争各方作为有关“党与文学”“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论述提及，并且各方都把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解读为“艺术”的“文学”亦即狭义的文学，将其作为共有的前提。由是观之，冯译的影响也许并不像后来估计的那样小，而是一个引发了连锁式思想反应的文学史“事件”。 其次，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冯雪峰的译文不是从俄文直接移译，而是根据日文译本重译或曰转译的。并且，冯在1930年和1932年曾两次翻译此文，所据日文底本亦前后不同，这使得列宁的这篇论文进入中文世界的途径变得更为曲折。20世纪前半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其理论论述和词语概念，以书刊等印刷媒体为中介，伴随着运动的扩散而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之间移动，可谓是一种常态。但“理论的旅行”并非是纯然的由概念至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移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更因其和实际运动的密切相连，而在进入新语境、遭遇新事件后不断衍生转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不把关注点仅仅限定在译文和底本的文本关系探究上，而是想由此线索做进一步追问：列宁的这篇文论，是在怎样的境况中引起中国和日本左翼文学家瞩目的？冯雪峰先后选取的两个日文底本，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思想的谱系上处于怎样的位置？冯雪峰选择底本的着眼点何在？在翻译中采取了怎样的转换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列宁的文学论经由冯译及其他途径进入中国左翼文学脉络之后，曾经被予以怎样的解读和阐发，并激生了怎样的理论论辩和实践效应？ 一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组织化与列宁文论的重译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最早中译，并不是本文作为主要讨论线索的冯雪峰译文，而是刊载于《中国青年》杂志第144期(6卷第19号，1926年12月)的译文，题目是《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译者署“一声”。从译文标题既用“出版物”又用“文学”的处理方法看，译者显然注意到了литература或Litteratura这一词语的多义性。关于一声译文的刊发与《中国青年》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之关系，笔者已有另文做过考察[2]，而在此想要指出的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兴起的更大规模的左翼文学运动，和《中国青年》杂志倡导的“革命文学”既有连续的一面，也有非连续的一面，这在列宁这篇论文的翻译上即有反映。 据笔者所见，1927年7月钱杏邨撰写的评论《哀中国》，开篇即引用了一声译列宁《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里的词句[3]。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所引文字基本可见于一声的译文。并且，1930年钱氏发表《中国新兴文学论》和《怎样研究新兴文学》(南强书局1930年)，都提到刘一声译“伊里几”的这篇短论，可见其印象之深。但有意思的是，在“左联”筹备之时，1930年2月冯雪峰以成文英为笔名翻译并发表在《拓荒者》上的列宁同一篇文章，却没有提及一声译文的存在。 这应该是钱杏邨和冯雪峰当时分别置身于不同的区域政治环境所致。钱杏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活动范围主要在安徽、上海、汉口等地，直接参与了国民革命的实际工作，肯定能够读到《中国青年》这类革命杂志。冯雪峰自1925年春到北京后，虽然从一个“湖畔诗人”逐渐左转，但因身在旧派军阀统治的北方，可能没有接触到一声的译文。中国内部区域政治的不平衡，显然也影响到了思想的流动和传递。而“左联”的成立，则不仅意味着“革命文学”内部各流派的整合，标志着南北方左翼文学的大汇合，也给左翼文学理论的再生产带来了新契机。列宁这篇论文的第二次中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拓荒者》杂志上的。 《拓荒者》由蒋光慈创办的《新流月报》改刊而来，故在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出版)的封面刊名下标有这样一行字：“新流月报第五期改题”。此期主要作者、译者有殷夫、洪灵菲、蒋光慈、森堡(任钧)、戴平万、钱杏邨、建南(楼适夷)等，除了后期创造社的冯乃超，几乎都是太阳社成员。但到了第1卷第2期，目录所列作者名字很显眼地增加了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和后期“小伙计”潘汉年。一位署名“荒拓读者十人团代表胡维时”的人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致信该刊说：“‘拓荒者’第二期看了之后，觉得比第一期还要丰富和充实！这里最值得我们喜跃的，就是左派作者的大团结，太阳社和创造社合作出版拓荒杂志，来开拓中国文坛杂乱模糊的荒地。”《拓荒者》编辑部也很郑重地复信说：“《拓荒者》并非‘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合作。‘创造社’被封以后，‘创造社’实际上是没有了，‘太阳社’也于去年自动解散了。《拓荒者》可以说是左翼作家的共有的刊物，而不是哪一个社团的刊物。”[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