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1)01-0111-09 2003年，美国《批评探索》(Critique Inquiry)杂志在芝加哥大学召开以“理论的未来”为主题的大规模学术研讨会。讽刺的是，此次会议不仅没有为理论探寻到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而如《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标题所示，它向公众宣告了“最新的理论是理论无关紧要”(The Latest Theory is that Theory Doesn’t Matter)。作为重要的理论事件，芝加哥会议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并蔓延的“后理论”话语凝结成集体性的强音，以其为标志，“后理论时代才算真正来临”①。自此，“后理论”成为文学及文化理论无法回避的大语境，理论不再能够无所顾虑地生长与扩张，而是需要时刻对自身的合法性发起质询或做出申辩。正因如此，“后理论时代”实质上是对理论在“黄金时代”的得与失进行总结与反思的阶段，其中无论是悲观的“终结”论调，还是乐观的“超越”论调，都体现出对“大理论”(Theory)或“高级理论”(high theory)②之功能无效性的不满态度，以及对其生长模式的重新审视。也就是说，“后理论”是对理论经典化、体制化倾向的逆反，使理论重新呈现出向新的可能性敞开的状态，“对于那些理所当然的理论假设和观念提出批判性疑问”③，从而在“‘理论’已死”的状况下，寻找到“理论长存”的可能性路径。 在芝加哥会议召开后近20年的今天，对“后理论时代”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与思考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将全球数十亿人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使人们直观且深刻地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大势所趋。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生命政治、动物问题、生态批评等“后理论时代”的热点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表明对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整体上是时代发展所需。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后理论时代”力图将理论向更加多元的对话关系敞开，既通过在不同话语形态、学科门类乃至种族物种之间建立对话关系来为理论发展提供动力，同时理论也将是否有助于推动对话关系的构建视作自身功能价值的标准。简言之，“在当今时代，对话已经成为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途径”④。这也正是我们从热切呼唤着对话、合作与相互理解的当下出发，所能从“后理论时代”中见出的最具价值的理论话题。 一、反思理论的功能效用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认为，“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15年——大约从1965年至1980年的产物”⑤，而“理论之后”最直接的含义便是这段“黄金时期”的终结。但伊格尔顿并非是为“理论死了”而哀悼的悲观论者，相反，他要重新恢复理论的尊严以抵抗后现代主义的侵蚀。在回顾式地评述了文化理论的“失与得”之后，他反驳了几种常见的“反理论”观点，并提出了能够击中文化理论要害的批判：“我们坚持的文化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诺言。”⑥伊格尔顿认为这是文化理论真正的“缺陷”，并试图为其寻找到能够兑现许诺的方法，使其与“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紧密结合”⑦，因此，理论家“必须找出方法，提出根本性的挑战”⑧，才能保证理论在关乎全人类的重大问题中继续发挥自身的功能效用。然而，伊格尔顿重构理论大厦的做法却遭到了英国作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的反对。他对《理论之后》提出了如下批评：“该书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⑨洛奇并不否定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未能兑现许诺的判断，但他真正关注的并非理论如何去弥补这个缺陷，而是质疑这些“许诺”本身的合法性。相比于伊格尔顿，洛奇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后理论时代”的普遍心态，即将理论在“黄金时期”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许下的诺言视作一场精心构造的“骗局”。对理论失效的不满在芝加哥会议上得到了集体释放，其导火索便是理论在战争问题上似乎为人们指引出了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现实中它却未能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以这种不满情绪为起点，“后理论时代”的一大主题便是重新认识和规划理论可能发挥的功能效用。 乔纳森·卡勒曾指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⑩理论经过“黄金时期”的蓬勃发展，重塑了人们对于理论的基本认知。然而，在“后理论时代”，这些认知俨然成了阻碍理论继续发展的教条观念，也就是需要加以反思和破除的“常识”。我们不妨透过罗兰·巴特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接受与改造来理解这些“常识”究竟是什么。索绪尔曾设想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符号学，并对它与语言学的关系做出了如下论断：“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1)索绪尔通过将语言学纳入符号学体系，意在找寻语言“跟其他一切同类的符号系统有什么共同点”(12)。由于符号学是社会集体性、约定俗成性的代表，因此语言的真正本质，也就是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就是具有这些特质的部分，即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的“语言”，而非个体的和特殊的“言语”。然而，当罗兰·巴特面向纷繁复杂的符号世界真正地去构建符号学时，他对索绪尔的论断进行了“颠覆”。在《流行体系》中他写道：“我们应该颠覆索绪尔的体系，宣布符号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人类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13)在他看来，符号学的建立有赖于以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去揭示出符号背后的深层结构以及意义的生成方式，而只有结构语言学能够“给予它们以结构的支撑”(14)。因此，罗兰·巴特强调“符号学应当始终严格地遵照语言学模式”(15)，就是遵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去进行符号分析，将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文本内部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从抽象的“语言”转入活生生的“话语”。特别是，他将意识形态放置于含蓄意指的所指位置，并通过纵聚合关系加以分析，从而赋予理论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神话”进行解码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