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粹主义这个概念 有人把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有人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卢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这都是一种误解。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字之差，可谓差之千里。至于卢梭思想中，的确具有民粹主义成份，但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粹主义概念，却并不源自卢梭。 在学术文化领域，有许多概念，都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其原始意义，这往往比较狭窄、明确；一层是其引申意义，这往往比较宽泛、模糊。而且，在通常情形下，人们都是在引申的意义上去理解、使用这些概念，而其原始意义则反而隐而不彰。民粹主义这个概念也如此。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具有一种政治纲领的性质。那时候，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知识分子走向乡村，到农民中间去，发动农民起而对抗俄国的资本主义化。在其原始意义上，民粹主义的“民”，仅仅指农民。这种作为政治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民粹主义，在俄国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批判。而我们今天，则通常是在一种文化思想，一种文艺思潮，甚至仅仅是一种情感意向的意义上谈论民粹主义的。这可以说是在一种引申的意义上使用民粹主义这个概念。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表现为把没有知识文化的底层体力劳动者（不仅仅是农民）无条件地神圣化，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灵魂清洁的。“五四”时期，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就是民粹主义情感意向的一种典型表现。谈到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人们自然会想到托尔斯泰。但人们也主要是在这种引申的意义上说托尔斯泰具有浓郁的民粹主义思想和情感的。 民粹主义这个概念虽然源自俄国，但民粹主义的思想情感却并非俄罗斯民族所独有。至少在中国，民粹主义也是有着深厚的根源的。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是从俄国输入的，但民粹主义这种思想情感，却并不完全如此。 民粹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纲领，一种政治理论，抑或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想，一种文学思潮，一种情感意向，其产生自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我以为，其中很重要，甚至是核心的一条，便是智识阶级的自我否定。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谈到十九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时，说这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而正是“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发他以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武器这一思想。也正是这种无力感，使得绝大多数俄国作家成为激烈的政治煽动者，他们千方百计阿谀人民，时而讨好农民，时而奉承工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这种无力感，是智识阶级否定自身，并且膜拜工农的原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当然，民粹主义不仅仅源于智识阶级的无力感，还源于智识阶级道德上的自卑感。智识阶级觉得与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方式相比，自己的那种有闲的生活是腐朽、堕落和病态的，于是，便转而崇奉起工农。仅仅崇奉还不够，还要求自身向工农归化，抛弃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原有的生活态度，向工农大众看齐，做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这方面，托尔斯泰的例子很典型。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说：“我离开了我们这圈子里的生活，我认清我们过的并不是生活，只不过表面像生活，这种优裕的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对人生怀有理想的可能……在我周围，那平常的劳动人民是俄罗斯人民，我接近他们，接近他们所赋予人生的意义……”于是，托尔斯泰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穿上农民的衣服，自己做皮靴，过着像农民一样俭朴的生活…… 2.二十世纪中国民粹主义的两个源头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民粹主义是一个重要却又沉重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不能不让人感到苦涩的话题。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民粹主义不仅仅在文化思想、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在相当长的时期意识形态化了，伦理道德化了。从鲁迅、巴金、沈从文，一直到近年的张承志、张炜，数代作家身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民粹主义的思想情感。 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十九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的确，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是无论怎样估价也不过分的。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也确乎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刺激有重大的关系。鲁迅、巴金等人，都受过托尔斯泰影响。但如把本世纪中国民粹主义的兴盛全部归结为俄国的影响，则是偏颇的。本世纪中国的民粹主义，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一个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民粹”这一说法，但民粹主义的思想却是源远流长、根基深厚的。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与俄国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相合流、相激荡，相得益彰，才使得民粹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蔚为大观。 要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根源，首先应该想到墨家思想。李泽厚在《墨家初探本》中指出：“……墨学以及颜元在近代突然兴起，非常吃香，是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却是，它与近代民粹主义有否思想血缘关系的问题。在中国近代以至今日，我以为，始终有一股以农民小生产者为现实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暗流在活跃着。”（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墨家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大放异彩。正如李泽厚指出的，《民报》第一期撇开孔孟老庄，把墨子捧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并且刊登了想象的墨子画像。“连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也呼喊：‘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当时及以后，从各种不同角度治墨家墨学和服膺墨子者盛极一时，从清末附会声光电化来解墨学到孙诒让的力作《墨子闲诂》，近代许多重要学者都有关于墨子的论述：而颁发给墨子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劳动阶级的哲学代表’之类的美称也络绎不绝，以至有人称之为‘墨学的复兴’……”（《墨家初探本》）在近现代具有尊墨倾向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鲁迅。鲁迅对传统文化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他嘲儒、讽道、讥法，但对墨家却可谓情有独钟。《故事新编》中的《理水》和《非论》，都是唱给墨者的颂歌。 是先有“墨学的复兴”，从而使得俄国的民粹主义一经传入便大受欢迎、推崇，抑或是首先有俄国民粹主义的传入，从而激活了被长久冷落的墨学，还有待考核。反正在后来，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互证明、相互促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的关系，则是确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