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晚明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开始向现代转变，当时的人文思潮与创作倾向与欧洲文艺复兴有诸多相似之处。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直接冲撞，晚清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又一阶段。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体现了真正的现代型的人的文学观念，中国文学步入现代化的凯歌终于奏响。 一 人类历史的演进既有惊人的差异又有惊人的相似，我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吹响的第一部曲即呈现出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晚明时期，正值西欧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展开之际，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与西方处于相对隔绝的封闭状态，但几乎也同时掀起一场具有现代意蕴的人文主义思想解放狂飙，标志着中国人的初步觉醒和文的初步觉醒，昭示出中国文学系统由古典向现代演进的新趋向，表明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自组织功能与调节机制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系统的新动向尚有一定的敏感力与适应力，致使黑暗封建王国、蒙昧思想阵地、沉寂文学领域的上空闪烁出新的曙光。西方文艺复兴与晚明启蒙思潮都是从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揭开了思想革命的序幕，由神学蒙昧或恢恢天理网络中走上人性意识的苏醒。究其晚明这种带有现代色彩的人学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一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及其随之崛起的市民阶层，无疑引起了社会结构与价值系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诱发人们以超越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和估价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尤其商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既促发了他们的独立意识、竞争意识、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也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的冲动和重新调整其社会权利的呼声，这是人学思想兴起的社会基础。二是宋代以后的新儒学中的王阳明心学将程朱理学的以“理”为本体变换为以“心”为本体，把“天理”、“人欲”外在的冲突归于一元，以内在心灵净化与超越的方式来缓和二者之间的高度紧张，于是“人心”就被描绘成无所不包、主宰一切的精神实体；王阳明身后出现的泰州学派李贽等，将“心即理”之说推上极端，成为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中坚力量，而其学术思想中则蕴含着与新市民阶层的思想倾向价值观念相吻合、与正统社会规范伦理道德相抵牾的人学观念，展示出一种崭新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这是人学思潮崛起的思想基础。 晚明的人学内涵，带有明显的反传统性与启蒙性，自然人性论则是其理论支柱。众所周知，人的自然属性如欲望、情感、需求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所需求的食色声味等得以满足乃是人类存在、繁衍与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我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总是把社会群体生存发展必具的秩序规范、伦理道德强调到压制个体人性人情的程度，“克己复礼”作为一种扼制人性的文化传统被继承下来，到了宋明理学家手里则演绎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非人思想，造成不知多少畸型人格、畸型社会心理和人间悲剧。李贽等人将自然人性论发挥到极致，向儒家的“克己复礼”、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非人思想进行挑战，充分肯定了“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人必有私”等人的自然本性，并进一步强调顺应人的自然人性就是得道就是天理。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还提出了“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1）]的平等观念，由此反对以千古的孔子作为主人的价值标准，强调“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人格独立平等精神。这种人类天生平等和人人均有相等社会权利的意识，近似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等级观念与皇权主义的有力冲击，也是走向思想解放与个性自由的重要表征。与独立平等意识相一致的，晚明启蒙家从心学中提炼出“自作主宰”、“自立自重”的思想精髓，倡导重心灵、重自我、重创造、重率性而行的个性主义思想，表现一种漠视神灵、漠视权威、漠视传统、漠视道德秩序的无所畏惧的主观战斗精神与矢志不悔的生命意志力。这在李贽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不仅敢于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2）]；而且敢于为诸子百家翻案，敢于称赞卓文君改嫁不是“失身”而是“获身”，敢于招收女弟子听他讲学，敢于指斥“凡昔人之所以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遇不才而不切于用”[（3）]。这是何等独立特行、豪迈狂放的思想胆识和人格力量。质言之，晚明人学思想的核心人文精神，体现于自然人性的复苏，自我意识的觉醒，平等观念的勃兴，主观战斗精神的高扬；它给所谓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以重创，生发出新质因素，为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的自我调整带来一线新的希望；并引导人们崇尚自我、尊重个性、返观自然、发挥潜能，去编织那种人生基本需求欲望得到满足的有血有肉的世俗生活。 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人学思想反映到文学领域，首先引发了文学观念的更新，那种以“道”或以“圣”为本的“文以载道”或“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念受到鄙视，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支柱的人的文学观念应运而生。不论是“童心说”或者是“性灵说”，都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充分尊重作家的独创性和艺术个性，切实要求作家以童心或性灵为本体，自然自由地表现内在原发的生命情感及其方式；惟有创作主体的“童心”即真心不泯才能“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也”[（4）]，惟有性情的纯真和心灵的澄净才能创造出“自然之为美”的文学来，即“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5）]。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扩张是晚明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在文学观念变革上的突出表现，也是晚明人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从这一文学观念出发，便形成了晚明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6）]的文学自由景观。如果说“童心说”、“性灵说”是通过对文人阶层主体意识的强化、内心灵知与创造冲动的张扬，表现出晚明尊自我重内心的人学思想，流露出古典文学结构内部自我调整而向现代转化的新苗头；那么明代出现的带有平民化通俗化倾向的戏曲《牡丹亭》、小说《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等，不仅通过世态人情的描写，反映了市民阶层对自然人性和社会平等的热烈追求，而且随着文化结构的调整，一向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已移位于文学领域的中心地带。这得力于新兴市民文化的需求，顺应了市民阶层对世俗人生与人间世情的审美期待，情爱、婚姻、家庭、人生命运、世态炎凉、世俗人情等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则成为重要创作题材，人文主义流贯于主题思想之中，这表现了古代文学向现代转化的一种新取向。“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家政统的侵袭破坏。它们有如《十日谈》之类的作品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一样。”[（7）]其中最突出的题材或主题是描写普通男女之间的性爱，这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城市生活的活跃，具有自然生理基础的性爱题材便日益获得社会性的意义和人文内涵，那种自顾的、平等的、独立的、互爱的、乃至痴迷的男女性爱热情，已具有冲破封建礼教习俗去争取自由自主的价值。或表现一见钟情而生死不渝，或描写历尽曲折而终成眷属，或展示始恋终弃而结局悲惨，或叙述肉欲横流而追求淫荡，都充溢着浓烈的人情味、世俗味和反叛性，大大不同于封建正统文学和文人士大夫的贵族气味。总之，晚明的人文主义精神所形成的人学思想、人的文学观念和市民文学文本，为中国文学的流变开辟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