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正面临着来自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严峻的挑战，它们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地位问题上。我认为这确实是文艺学所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所在。所以，要回答这些挑战，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人的问题研究入手。 人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其实从古希腊起就已经开始关注，镌刻在德尔斐神庙墙壁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以及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警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就反映了人在当时思想家心目中的地位。但自从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研究的对象明确地规定为世界的“本原”和“基质”之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在哲学中也就渐渐地被淡化了，哲学也就成了一门只是关于知识的学问。到了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开始从自发而走向自觉；反映在哲学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就一跃而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人在认识中的地位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由于受了古希腊以来哲学上的知识论传统的影响，加上笛卡尔本人又是一个数学家，这就使他对人的主体性问题不可能得出全面而完整的认识。人是什么？按照他的理解只不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1]。思维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规律的一种思想形式，所以在思维中，主体是以抽象的、普遍的、理性的人而出现的，这就把完整的人给分解和割裂了。这种思想后来又被黑格尔发展到了极端，在他那里，人已完全成为一种抽象的理性精神的化身，他与个体的感性存在是截然对立的，这样人也不再是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了。 长期以来，以前苏联为代表，并在我国广为传播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在继承这一知识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并吸取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等人的某些观点发展和建立起来的。按照它们的理解，人在文艺活动中实际上只成为一种纯粹的认识主体和思维主体，文艺作品所承担的任务也只不过是向人们传授知识（所谓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服务于人们的认识。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更有悖于当今现实对文艺所提出来的要求。因为就像人们通常谈到文学时所说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口号所表明的那样，文艺是表现人的。这不仅由于它以人为反映对象，以探讨和追寻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为己任，而且在文艺活动中，作为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的作家与读者也总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分，把自己的认识、意志、情感、意识与无意识等全部心意能力都调动起来，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以，在文艺活动中，不论从主体还是客体的角度来说，都只能是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人；离开了人的个体存在和意识的感性层面，也就不可能全面、准确而深入地理解文艺活动的性质及其产品。再就当今社会现实对文艺的要求来说，自从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大机器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显示出来：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昌盛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利用现代科技所进行的掠夺性的生产，不仅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从外部造成了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而且还从内部使人自身、特别是劳动者的身心遭受到极大的推残，使他们丧失了自身而成为机器的附庸和自己产品的奴隶，人也就完全被物化了。这些在十几年前听起来还相当隔膜的社会问题，在今天也同样现实地摆到了我们面前。种种迹象都在表明：当今，我们不仅遇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工业文明时期所出现的普遍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尚未规范的市场经济刺激下所爆发出来的原欲给社会所造成的剧烈震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的精神生活却日趋萎缩，人同样面临着被物化的危险。这一客观现实也就把人的问题推到了我国哲学家的面前，使得这一问题不约而同地成了世纪之交西方和东方哲学家们所关注思考的中心和焦点。所以，作为“人学”的文学以及整个文艺在确立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方面的作用，理所当然的也应该成为文艺家所思考和探寻的中心问题。 但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在知识论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并曾经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是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的。它们虽然也接受了“文学是人学”这个口号，但一般把人仅仅看作是文艺反映的对象，而忽视了他同时又是文艺的目的。这样，也就与现实的要求发生了脱节的现象。于是，西方人本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抓住了这一点来对它提出了尖锐批评。它们一方面抨击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忘记了人，贬低了人的地位，抹杀了人的存在，是“人学的空场”；另一方面又试图从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那里去汲取所谓“人学”的理论，来对之加以“补充”和“改造”。我们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当今西方社会现实，敏锐地抓住了人的问题，并试图从人学的视角来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的发展方面所作努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们在对人的问题的理解上的巨大失误。这表现在：他们把人只当作一个价值论、人生论思考的问题，而否认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问题。这就使得他们在谈论人以及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时，也像西方人本主义哲学那样，往往只着眼于个体的自然需求和精神状态，而无视于人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对于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样，就把人完全个体化、主观化、非理性化了。所以，在我看来，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虽然名之曰“马克思主义”，而就其思想性质来说，实际上是属于西方人本主义的范畴的。它们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批判地吸收人本主义中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来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人本主义的思想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把人的问题完全本体论化了。这些理论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文艺理论界曾经流行一时；最近几年，之所以也在我国文艺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我们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人的倾向、对人的问题没有作出科学的论证和正确的回答是分不开的。 以上事实表明，长期以来各派理论对文艺问题的不同解释，直至当今西方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问题上所开展的论战，其分歧的根源，无不都汇集在人的问题上。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科学回答，也就成了不仅是在哲学领域，而且也是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内迎接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挑战，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走向当代的一个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