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中谈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伊格尔顿的文化观，首先要跨过一个障碍，就是“文化”本身这一障碍，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差异”。非历史地泛泛谈论文化差异时下可能投合有些人的兴趣或胃口，因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正在以积极的、肯定的或虽已非常流行但其实却经常不知所云的“正能量”的语气标榜和突出文化差异，认为不如此标榜和突出即不足以建立和巩固文化自信并发展和强化文化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一直在以非凡的热情拥抱另一者的文化。一个细小其实却意味深长的例子就是谈论文化之书被译为汉语的速度和数量(只要比较一下谈论中国文化本身或探讨文化理论一般的汉语书籍被译为外语的数量和速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其他西方作者之书不论，仅以伊格尔顿这位多产作者来说，就至少已有三本以“文化”为题的书自新千年以来被译为汉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文化的观念》是The Idea of Culture (Blackwell，2000)一书的翻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文化与上帝之死》是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一书的翻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论文化》则是Cul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一书的翻译。①但说“文化差异”其实已经似是而非，因为这一说法事先假定了对于“文化”一词所指者的共同理解，假定了在汉语中发言的我们与在英语中发言的伊格尔顿是在同一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文化”一词。但如果我们试问，所谓“文化差异”究竟何指，何谓“文化”，什么“文化”，何种“差异”，就会发现我们并无一个现成的回答。首先，这是一个语言问题。因为，汉语传统中本无与英语“culture”(法语culture、德语Kultur)对应之词。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汉语的“文化”一词其实已经是一个西方概念的翻译。因此，当我们相对于“西方文化”而大谈“中国文化”并大谈二者之“文化差异”时，也许我们可能并不十分知道我们在说的究竟为何。所以，如果先放开在汉语中仍然很少得到细致详尽的阐述的“文化”这一概念，转而看看西方学者如何分析和讨论自己语言和传统中的“culture”这一观念的意义和历史，将亦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文化问题。这或者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西方学者——在本文中是伊格尔顿谈论文化的著作感兴趣的原因之一。阅读伊格尔顿在英语中讨论“culture”的书，除了可让我们了解有关这一观念在欧洲文化(尤其是英语文化)中之演变的一家之言，也当有助于我们在汉语中反思自己对于“文化”这一观念的理解。这正是阅读来自另一文化之书所促成的思想行为，一个也许亦可被称为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当然，这一“具有文化意义的行为”的意义本身又将取决于我们对于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重新分析和审察。这一分析将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或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并不轻松的交涉或谈判。我们的任务是要在跨文化一跨语言的语境中获得对于文化的更好理解。这也就是说，获得一个对于文化的观点。 但获得一个观点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本文的标题“伊格尔顿的文化观”说起。这一标题已经假定着，谈论文化的伊格尔顿必有一个关于文化的“观一点”。一个观点意味着两件事情，一是观者由之所“观”之“点”，即观看者在观看时所采取的特定位置，二是由此观看之点进行的观看之所得者。所观看者——某一特定事物在观看者的意识中形成一个意象，此意象意味着意中之象，即人的具有意向性的意识通过观看(以及其他凭借感官的认识方式)而在这一意识中所形成的完整对象。但观看有不同的方式。有受到种种人为的或环境的限制的观看，例如柏拉图那些锁在洞穴中只能看到墙上影子的观看者，也有相对不受限制的、能够围着一个事物上下左右细察的观看者。理想地说，这一意义上的观是相对全面的观，是除了观者作为认识主体——作为人本身的有限性以外不应再有其他限制的观，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逐渐接近真实或真理的科学的观(scientific view，“science”本义即为“知，晓，辨，别”)。但理想的全面的观其实就已经不再有任何“观点”，不再是任何“观点”，因而也已经不再可能以“观点”称之了。在所谓全面的观中，任何特定的“观一点”都被融化了或消解了。我们不再有确定之点让我们由之而观。而这其实正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或问题所在。②因为在通过另一者——这里是伊格尔顿而观时，我们通常所希望于另一者的会是，他把我们带到或带进某一确定之点，让我们在此确定之点上随着他的指示进行观看，从而能跟着他的观点或“通过”他的观点而获得我们对该事物或对象的“观点”，并在如此观看之时也获得我们对他的观点的观点。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自信地既谈论另一者的观点，也谈论我们对此另一者的观点的观点了。但当那带领我们进行观看者并不把我们带至任何确定的“观看之点”时，当他相反却带着我们进行某种全面的观——某种没有确定观点之观之时，我们就可能陷入困惑，因为我们没有被给予一个我们所习惯的观点，一个让我们可以有确定之观的点，一个让我们可以由此点出发去把握的观。于是我们进入一种观点的解构——概念的解构和历史的分析。这其实就是伊格尔顿让我们通过他的“文化观”——如果我们仍然还可以这样说的话——所观看到的文化，一个缺乏同一性的多面向的概念，以及一个这样的概念所指涉的充满异质的对象。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其实难于把握——难于被我们抓在手里谈论的原因。③ 伊格尔顿有他自己的观看文化的方法。他带着作为读者的我们观看的“文化”是既作为思想概念也作为历史事实的“文化”(但必须补充说，是英国社会的和欧洲大陆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从启蒙运动到后现代的“文化”)。但他并不从任何确定的“观点”出发(例如从一个关于“文化是某某”这样的定义出发)。他也不从任何“外部”观看文化(例如从欧洲文化“之外”，就像法国哲学家兼汉学家朱利安声称自己所做的那样)。从外部观看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全面了解一个对象的理想做法。例如苏轼曾经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虽然只是诗人的触景生情，但也蕴含着，他相信自己如果能从山外观看，就能看清其真面目。“观看”文化这一对象——一个既包括事实也包括价值、既包括物质也包括精神，或既包括“基础”也包括“上层建筑”的对象，一个似乎既具体又抽象的东西——则远比观看庐山困难。首先，因为我们不可能从文化之外观看文化(尽管理想地说，我们也许可以从庐山之外观看庐山，例如从现代的飞机上鸟瞰)。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始终已经在文化之中。但“在文化之中”这一说法要加以限定。因为不加限定地说“在文化之中”就可能意味着，有一个单数的、大写的、普遍的文化，或“文化一般”。然而，这正是伊格尔顿要我们加以警惕者之一，尽管他也要我们警惕后现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谈论文化，我们就必须记住我们始终已经在文化之中。但“在文化之中”又总只是在某一文化之中，或更准确地说，是在必然始终都包含着各种异质成分的某一文化之中。萨义德说：“所有文化都互相包含，任何文化都不是单一的和纯种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包含异质的，极端分化的，并非铁板一块的。”在自己的书中赞同地引用上述之语后，伊格尔顿又补充了一个强调：“我们还需要想到的是，任何人类文化都不像资本主义文化那样包含更多的异质。”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