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0-05;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1)02-0096-03 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思维的活动。人的思维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是说话、演讲、争辩；人的思维用文字符号来表达，这就是写作、美术、音乐；人的思维用身体四肢去付诸实现，这就是行动。总而言之，思维（意识）是区别人与其它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类所具有的最本质的特征。本文力图从写作过程的角度说明思维开发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写作领域中，可以说我们一向很少注意到思维的研究。我们谈到“思想、生活、技巧”，其中的“思想”一般来说指的是政治思想，即要求作者在思想道德方面趋于规范，所谓“文以载道”，这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在写作领域所做的思维研究。我们所指的思维研究，主要是指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或者与传统认识的“思想”有所不同的创新、求异的思维活动和思维能力，它涉及写作领域的方方面面：写作观念、思想内容、写作理论、写作实践等。我们研究写作过程的思维开发，主要是为了激发人们的主观思维能力，求得写作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写作要源于生活，这是至理，也是常识。生活现象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感性认识，再上升为理性认识，但写作主体对于生活的认识并不是像镜子一样去平面地吸收生活、反映生活、认识生活，而是要调动主体思维对生活进行多样性的认识和取舍，人们的思维像个多边多角多彩的不同质地的棱体，每个人吸收和反射生活的光彩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写作并不是只要求写作主体要有生活和正确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作者要有敏锐活跃的思维能力，即对生活和现象的捕捉能力、认识能力、穿透能力、分析能力、联想能力等等。比如孟子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中，孟子欲擒故纵，把陈相一步一步引入自己所设的圈套之中，从而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充满睿智。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由种树联想到社会治理，类比极其精巧而又自然贴切，令读者心悦诚服。鲁迅在著名的《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思想极其锐利深刻。为什么同样的生活反映在不同的作者头脑中所折射出的光彩、所产生的思想以及思想所达到的深度并不相同呢？应该说这并不全归于世界观的正确。思想中充满睿智，是由于不同的作者主观思维能力不同所致。我们研究孟子的著作，可以发现孟子在很多作品中都是擅长于运用“引君入彀”的思维方法的。柳宗元在《蝜板传》中将这种小虫的习性与贪官的习性进行类比，与《种树郭橐驼传》一文的思维方法极为相似，表现出柳宗元具有极善于将现象不同而本质相似的事物进行类比联想的思维能力。然而，鲁迅在其作品中可以说处处都显出他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思维穿透能力，它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本质概括为“吃人”与“被人吃”（《狂人日记》），与《灯下漫笔》中的思维方法和思维穿透能力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先生还极善于运用由此及彼的类比联想，如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先生从“兑换银元”的事件中突然联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春末闲谈》中，鲁迅先生由“故乡的细腰蜂”蛰小青虫而瞬间联想到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注射在谁的身上，使其不死不活，转而大谈中国的“吃人”的历史。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鲁迅思维中的机智巧妙的联想和深刻的穿透能力。正是作者思维的与众不同，才使作品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使作品具有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我们平常仅将这种思维能力理解为技巧，而将“思想”（一般是指政治思想和世界观）代替思维能力，这是不够妥贴的。当然，我们所讲的思维绝不仅仅是指上面所提到的一些艺术的思维方法，还包括对事物和现象的捕捉能力、认识能力、穿透能力、分析能力等等。一些非文艺作品，由于它能捕捉到生活的本质，认识深刻而独到，也同样引起人们的共鸣。我们每一次重温邓小平的讲话，阅读邓小平的著作，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强烈的震撼，例如：邓小平同志说，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在谈到香港回归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这些，都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挽救中国的全新思维和震撼人心的力量。相反，有些文学作品，有些领导报告和讲话，政治思想完全正确（至少是没有错误），艺术上也有一定的功力和素养，但是并无什么价值，因为写的、讲的都是人家讲过的意思，只不过是人家思想的翻版，没有一点新的认识，这不仅是浪费读者的时间，而且也容易压抑和窒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思想，使人们亦步亦趋，思想归于一致。我们还可以再从另一角度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思维和思想含义并不相同，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一首唐诗，也许谈不上什么政治思想和正确的世界观，又如“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也谈不到什么道德说教，但却是作者的一种心灵情感体验，闪耀着作者的一种情思，反映着作者的思维活动，也不失为千古佳句。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写作需要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写作主体的思维对生活的能动反映所激发起的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冲动。生活反映到作者的头脑中以后，有的作者的思维就会被激活，而有的作者思维并没有被激活。前者就会形成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思维主体调动自己的思维库存、生活积累、思想感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观照眼前的生活现象，形成一种独特的主观感受，然后再由主观感受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写作欲望和冲动，从而进行写作这一创造性劳动。同样的生活现象，反映到不同的人的头脑中所形成的欲望和冲动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思维状态是不同的。而后者思维没有被激活，眼前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而已，与自己关系不大，生活就会从自己的眼前白白溜走，有等于无，也就不会引发写作的冲动。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作家不是从大家的课堂培养出来的。我们也许会理解为：因为出身书斋的人缺乏生活。但长期置身于生活漩涡中的人又未必都能写作，我们又解释为：因为他们缺乏技巧。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正确，又不正确。生活、技巧的确是不可或缺的，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强的人，他可以捕捉生活、分析生活、理解生活、驾驭生活、纺织生活、透析生活。思维能力差的人，不论他是否是大学培养的，也不论他是否是生活在社会漩涡之中，都无法写出好的作品来。这决不是贬低生活和技巧的重要性，相反，思维能力强的人更需要深入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思想，正如好的厨师运用精湛的手艺可以烹制出各种美味佳肴，但却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生活，缺乏生活，思维就必然枯竭。反过来，有了生活，缺乏思维能力，就无法再现生活，无法构筑艺术的虚拟生活世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黛玉葬花，有感落泪。落花年年都有，处处都有，并未见过谁写出过葬花词，并非没有生活，而是没有因落花而激发的思维活动。黛玉葬花，合情合理，感人至深。但如果写贾府的焦大葬花，就荒唐之极，因为焦大不可能产生这种情致，不可能激发这种思维活动，也就决不可能写出葬花词。心有所思，笔有所写，如此而已。非文学作品的写作，要如实反映问题，但也决不是生活、现象或问题的翻版，也有捕捉、取舍、升华、凝炼、加工以及考虑效果的思维活动参与其中，否则，是不可能写出较好的作品来的。 我们所说的写作的思维活动不仅仅只局限在写作实践上，在写作观念、思想内容、写作理论等方面，也同样离不开写作主体的思维活动，比如在写作观念上，我们社会的总体思想曾认为，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务。1979年，全国文代会将此口号改为“文学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思想认识上的划时代的变革，这种思维上的变革，将文学从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策中解脱出来，开创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紫千红、美不胜收的新局面。一个观念、一个口号的转变竟在文学上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可见思维在写作观念上具有多么大的作用。就个人而言，有的作者认为写作要迎合时代潮流，有的作者理解为写作要迎合某某上级领导的意图，有的作者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有的作者认为写作要忠于生活，还有的作者认为写作要忠于历史、对历史负责，等等。显而易见，在不同的写作观念指导下，作品所能达到的层次和高度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作者的思维层次是不同的，这不是生活、技巧所能弥补或代替的。以上不同作者所持有的种种写作观念，也许各有其理，很难说清谁对谁错，但思维层次是不相同的。《红楼梦》问鼎中国文学史册，当然离不开艺术性的高超，但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深重感。如果《红楼梦》不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腐朽没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缩影，不论作者艺术手段如何高明，恐怕都不可能达到如此的文学高峰。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应该说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阶级、他的时代，他的思维可以说和历史发展同步。尽管古代不乏流传下来的作品，如“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崔颢的《长干行》之类的作品也是社会需要的，但这类作品无论如何是无法和《红楼梦》相比的。笔者曾有这样的体验，当时看琼瑶的作品《在水一方》，觉得确实不错，人情味很浓，但接着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顿时感到两者份量的轻重之别，《京华烟云》那种厚重感是《在水一方》不能相比的，两者这种差距也不是能用艺术水平来衡量的，这谈不到对与错的问题。我们阅读老舍的《四世同堂》、鲁迅先生的杂文，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历史的厚重感，这就是思维层次的力量。相反，有些作品，追赶潮流、图解政策、迎合社会的需要，在当时也会受到一定的好评。不能说这样的作者都没有才气，也不能说迎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就都是不对的，但潮流一变，政策一改，社会一转型，这样的作品，尽管艺术性可能很高，也很难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样的作品也许还能有点资料价值，在图书馆保存，但已经没有阅读价值了，没有人再会去看它。这样的教训，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由此可见，思维在写作观念方面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