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颇具特殊意义的一年。自周扬、周立波于1935年底率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起[①]，至次年6月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又提出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因而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之后，几乎整整一年，进步文艺界所有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都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两个口号从提出到论争，其牵涉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造成影响之巨，在历次文学论争中都是罕见的。在此，笔者无意去评说“两个口号”论争双方的是非曲直及可能存在的理论分歧，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口号”所显露出的共同的理论倾向上来予以审视、评析。 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口号是在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提出的，社会状况的剧变必然会带来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促使原有的文学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事实上，在建立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中，此前进步文艺界业已形成的那些文学观念、见解，已经不能完满地解释当时的文学现象、理论问题，迫切需要进步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新的回答。这些“回答”，直接上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下启抗日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其意义自是非常显明的。 一 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当然不仅是无产阶级作家的单独行动，势必应团结、联合全国各阶级各党派的作家共同参与，共赴“困难”，方能称之为“统一战线”。对此，两个口号的提出者和赞成者的意见均是一致的。然而，对这批带有绝对化倾向的阶级论文学观的进步文艺家来说，如何去理解、阐释这种新的变动了的文学关系，便成为首当其冲的理论课题。 众所周知，从文学革命走上革命文学之途的文论家们，在经历了1927～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对以梁实秋为首的“新月派”否认文学有阶级性的批判，以及左联时期对“自由人”、“第三种人”所宣扬的超阶级的文学论调的清算之后，早就抛弃了文学革命时期以进化论为支撑点的文学见解，牢固树立起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上的党派性、阶级性观念，并将之固着在无产阶级这一点上。在这些进步文艺家们眼中，似乎任何文学现象，都可以从阶级性上得到满意的解释。下面不妨摘引几段： 李初梨：“因为无论什么文学，从它自身说来，有它的阶级背景，从社会上看来，有它的阶级的实践的任务。”[②] 瞿秋白：“新兴阶级固然运用文艺，来做煽动的一种工具，可是，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作者。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那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③] 鲁迅：“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④] 冯雪峰：“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作用，尤其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的作为中间阶级的文学上，即非无产阶级的文学，亦非资产阶级的文学，主要地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上，是关系特别的复杂的。这种作品，有革命的要素。有反革命的要素，而真的中立实际上是不能有的，所以它们依然或有利于资产阶级，或有利于无产阶级。”[⑤]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都是从与资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立场上而发的，尽管它们在一般理论的意义上还有缺陷，或者说用阶级性还不能完全说明一切文学现象，不过，若从阶级对抗的特殊角度看，也还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两个口号提出时的情势又不同了，民族矛盾越来越严重，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阶级矛盾则相应地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倘若再用以前那种对立的唯阶级论的文学观来看待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肯定是行不通的。徐行等人就是因僵持着唯阶级论的文学观念，无视已然变动了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状况，“决不幻想‘阶层的目前利益和全中国民族目前的利益恰恰是一致的’，也不幻想‘全中国民族的文学’”[⑥]，反对“国防文学”，反对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批评。可见，怎样认识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并以之调整文学观念，实乃建立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理论问题。 在此，我们先引述“两个口号”的论者们关于建立文学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几段具有代表性的主张。 周扬：“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⑦] 杨骚：“在现阶段，中国的文学运动取的是什么方针呢？无疑地是集中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反帝反汉奸这个目标之下，不分阶级和党派且不问身份地联合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作家参加作战，来形成一条巨大有力的联合战线。”[⑧] 鲁迅：“我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⑨] 冯雪峰：“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与阶级的文学家，大家无条件地在抗日问题上联合起来！将抗日的力量统一起来！”[⑩] 不难看出，以上主张与此前的完全以阶级性来划分文学界限的唯阶级论文学观已有了很大区别。实际上，联合各阶级、各派别的文学家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本身，就已经打破了绝对化意义的文学上的阶级对立，内含着文学存在共同性的一面，并非都只归属于单一阶级意识的产物。而这个共同性，在当时，至少就体现在各阶级具有一致利害关系的民族性上。因为，全中华民族每一成员都有个共同的大敌人——日本侵略者。用血和汗、枪和笔来维护民族的独立，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每一个有民族感情的爱国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诚如奚如所言：“在这非常时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都有了不分派别，不分阶级，象兄弟一样，手携手朝侵略者进攻，爆发神圣的，广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要求和决心。”[(11)]民族性，正是在这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至高点上，将所有阶级的对立、一切派别的纷争、艺术见解的歧异，在矛盾中求得同一。在这里，民族的共同利益、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各阶级作家的内驱动力和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