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诗歌，是以一场“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为浓重记忆而结尾的。对于这场论争，在一般诗歌公众看来，似乎是由“民间”一方率先发难，“知识分子”一方被动应战的“是非之争”、“权利之争”，且因“知识分子”一方的一些代表诗人，利用阐释空间的偏狭，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诗坛占尽声名、定为主流，“民间”一方不免给人以“造反”、“争风”的嫌疑。同时，在急于进入历史的“学术产业”那里，更将惟“知识分子写作”为旨归的所谓“九十年代诗歌”，视为已可论定入史的事，是以必然视不期而遇的“民间立场”的“揭竿而起”为“争名夺利”的“闹事”。其实这场论争的肇因潜伏已久。论争爆发的形式不无偶然性，但还90年代中国大陆诗歌一个公正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呼求与辩白，是必然迟早要发生的事。在这里，真正被动应战的，是一再被遮蔽、被忽略、被排斥在“阐释话语权力”（这一权力如何生成，将在后文展述）之外的“民间”一方诗人，亦即非“知识分子写作”圈内的诗人以及大量代表着更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年轻诗人。毋庸讳言，被迫应战或者说挑战的“民间立场”一方，在诗学之争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权利之争”的色彩，但说到底他们争的只是同一阵营多元共存的“生存权”，是在“知识分子写作”者们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宰制权力”面前，向历史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然而今天看来，连这种“讨公正”的想法都已变得幼稚和悲凉。一方面，在“盘峰会议”上，一些心胸狭隘的“知识分子写作”之诗人和评论家，先入为主地刻意将不同时空下，非“知识分子写作”诗歌对来自“知识分子写作”诗歌的漠视与排斥所作的散点式的反弹，阐释为“《年鉴》是个阴谋，《算账》要搞运动”（王家新语），从而导致变了味的论战；一方面，在“盘峰会议”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抛出化名“子岸”编撰的《90年代诗歌纪事》，在《山花》杂志刊出，紧接着又拼凑出一部《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次举动，再次震惊了纯正诗歌阵营（尽管它已变得不那么纯正了，但仅从非官方的自由写作立场而言，我仍然坚持这一命名与认同）。看来，“知识分子写作”者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历史”的促迫下，扮演起“诗歌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将一己的成就及圈子化的存在推为至尊，造势为主流，以再次强化“宰制权力”而无视历史的真实。对此，作为90年代诗歌——时空概念而非圈子概念的90年代诗歌的观察者之一，我想就这场论争及《备忘录》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一点纯属个人的看法，并对重新上路于新世纪的现代汉诗，提供一点个人化的思考。当然，再次执笔于这样的文章，对于至今恪守同一阵营论争理念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精神磨砺而不无沉重之感。 一、命名与正名：谁的“九十年代”？ 谁都知道，作为时空概念的中国大陆之“九十年代诗歌”，是一个多种路向并进、多元美学探求并存的集合。这种集合中，有80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的分延与再造，也有在生命形态和美学趣味上与80年代判然有别的新的诗歌生长点的开启与拓展。承继新诗潮的运作策略，民间诗刊、诗报仍然是这十年中，纯正诗歌阵营的主要阵地，在《他们》、《非非》之后，又相继创生了《反对》、《象罔》、《倾向》、《现代汉语》、《诗参考》、《北回归线》、《葵》、《锋刃》等，成为90年代诗歌集结的重镇，其中《诗参考》一直坚持至今，成为横贯整个90年代的重要文献。大体而言，仅就90年代诗歌最有生气、最具诗学意义而形成较大影响的优秀部分来说，有以于坚、韩东、小海等为代表的“他们”诗派，以周伦佑、杨黎、何小竹等为代表的“非非”诗派，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张曙光、陈东东、臧棣等为代表的后来合成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以翟永明、王小妮等为代表的女诗人群体，以伊沙、侯马、余怒、马永波、盛兴等为代表的年轻诗人群，以车前子、树才、莫非为代表的“另类写作”群体，还有牛汉、郑敏、昌耀、任洪渊、林莽等中老年杰出诗人和诸如杨克、阿坚、李汉荣等一大批坚持独立写作立场而品质不凡的诗人，以及创作于80年代而成名影响于90年代的天才诗人海子——这样的一种集合（尚不包括海外大陆诗人），即或仅就观念层面而言，也各有所长，以各具特色的成就，共同构成了整个90年代的宏大诗歌景观。但很快，这种景观就被一些人改写为惟“知识分子写作”为主为尊的新版图，由原来的多元视野变成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人的圈子视点，且刻意以“九十年代诗歌”命名之，造成严重的遮蔽，也同时埋下了纷争的肇因。其实“圈子”也是一种合理的客观存在，且每一个“圈子”都必然会对其他“圈子”有一定的排斥性，但这样的“排斥性”应该是限于美学趣味范畴的，只是到了“知识分子写作”者那里，却因了各种因素的促成，演变成了一种宰制性的权力话语。 有必要梳理一下这种演变的过程。 1994年10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由谢冕、杨匡汉、吴思敬主持的题为《当前诗歌：思考及对策》的座谈会上，吴思敬就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诗歌成就，开列了一个代表诗人的名单并予以简括评价，指出“海子本身就是一部大诗”。西川“有明确的方向，最终以他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韩东“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尽管有偏颇的地方，但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于坚“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构成，有很多新颖特殊的艺术主张，创作跨越几个时期，有代表性”。王家新“也很独特，由朦胧诗人向新生代诗人过渡完成得很好，他这两年的一些代表作品，其哲学和诗学的思考都很深刻，而且坚实质朴，不玩虚词”。陈东东“方向感很强，有特别的诗质，形成影响”。“作为整体的存在，四川‘非非’的贡献不乏合理的成分，其革命性的诗学主张有其精神方面的影响。”“女诗人中，则有伊蕾、陆忆敏、翟永明、唐亚平等一批优秀者。”“1990年以后，伊沙是最突出的，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伊沙的存在是特殊的、独立的，……可以说是‘后现代诗’的代表，已构成一种伊沙现象。”吴思敬当时所作的这个简括勾勒，在今天看来，都是较为全面、客观和公允的，不失为对90年代中期大陆诗歌景观之最突出部分的合理描述。在这个会上，程光炜的发言特别强调了“当前的诗歌发展可以说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大家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臧棣的发言则正式提出“可以用个人写作这个概念，来概括目前当代诗歌正在经历的一个诗歌阶段：当代诗歌正呈现出一种个人写作的状态。这个概念，在许多优秀的当代诗人那里，比如在欧阳江河、肖开愚、西川、陈东东、孙文波、张曙光、王家新、翟永明、钟鸣等人身上达成了共识”。很明显，臧棣开列的这个名单，已构成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雏形，再加上西渡和臧棣自己，就成了沿袭至今的所谓“九十年代诗歌”的主力阵容。（顺便说一句，这一阵容中的诗人大名和他们的理论与批评家们的大名，在化名“子岸”编撰的所谓《90年代诗歌纪事》年表中，几乎年年突出、月月有名，而其他所有在90年代诗歌进程中同样不懈努力且成就卓著的诗人、评论家，统统成了他们的陪衬甚或化为乌有！）有意味的是，臧棣在这个发言的最后又开列了另一份名单，并特别指出：“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还存在着‘另一个90年代’的诗人群体，其中代表性的诗人有清平、西渡、余弦、朱朱、余刚、桑克、郑单衣、伊沙、王艾、刘立杆等人。对这些诗人的状况，当代诗歌批评甚至没能提供一份粗略地勾勒其状况的报告。”当然，这份“另一个90年代”的诗人群体，还应包括臧棣本人，而无疑，同时作为批评家的臧棣，此时的胸怀和视野，还是宽容和广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