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5-0043-11 中国新诗是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进行自觉断裂的产物，它打破古典诗歌僵化的形式与陈旧的内容，接受外国诗歌的影响，以现代白话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成为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新文类。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则是中国新诗中重要的一支，它是主要接受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之影响的产物。这两者既是包含与被包含的种属关系，也体现为一种诗歌艺术及诗学观念上的深化和演进的关系。 如果说，现代白话新诗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的第一次革命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和成熟则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注：孙绍振曾经论述过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革命”性意义：“五四前后，在诗歌领域中发生的革命，既不能表面地把它当成一种诗行形式的革命，也不能简单地当成一种思想的革命，而应该主要是和这两者紧密相连的艺术革命，是审美心理结构、想象定势和美学原则的革命。诗体的大解放如果不和认识概括心灵活动的结构的大解放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不夭折的。”（《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国影响问题》）在这里，他似乎把两次革命合起来论述，但其中仍隐含了如下观点：如果没有“二次革命”，“一次革命”也将不彻底，且“不可能不夭折”。）。第一次革命主要在语言介质、文体形式方面进行，第二次则深入到了审美趣味、美学原则、艺术思维及想象方式等方面，是“第一次革命”的深化。正如余光中所说，和中国传统比较，现代派的诗“在于整个价值观念，整个美学原则的全面改变……”笔者在此称之为“诗学革命”或曰“诗歌美学革命”，也旨在主要从诗学的角度探入现代主义诗歌对于传统诗歌所构成的巨大新变，即侧重于探讨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在诗歌观念、诗学思想、观照及表现世界的艺术思维方式、诗歌文本审美构成等方面的变异。所谓“革命”一词，自然是从社会、政治理论领域“拿来”的一种借用。阿兰·莱伊指出，“如果我们更加注重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而不是政治变革的话，我们就会把一些深层的演变视为‘革命’”[1]。同样，本文的借用也取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中国现代新诗所发生的变化的深刻性、全面性和整体性等内涵。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形成之艰难而未有穷尽的行程及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厚蕴藉，极富学术生长点的研究个案。因为在这一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生成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思想／中国古典诗学思想、现代化／民族化、古典诗学／现代诗学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无疑为古典诗歌美学传统在现代的必由之路——对传统实施一种创造性的“现代转换”，也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范例。 这可以从“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命名窥豹一斑。事实上，这一命名包含了两种看似悖论，实则构成为一个有机的矛盾统一体的基本内涵。 其一，西方现代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有着绝对性和渊源性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远甚于中国古典诗歌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制约力，并使“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相较而言显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有着更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此正如普实克所敏感地感觉到的那样，“亚洲所有的新文学同欧洲文学——同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比它们同本国旧文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旧中国的文学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文学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使我们难以相信它们竟是同一个民族的产物”。[2]（《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事实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不可能在古典诗歌传统内部发生，而那些我们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能发现的传统的影子，实际上都已与古典诗歌中的传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已经是剥离了传统的巨大底座之后的现代性转化。就此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诗潮对中国新诗的发生影响，具有一种“美学革命”的意义，它不仅促使了某些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换，更给这个原本封闭自足的文化传统带来了从美学观念到诗思方式，从内容到形式等许多全新的东西，它所引发的“革命性”变异至今仍不时地引发着长久的回响。 其二，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又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境遇和现实语境中产生的，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由产生的文化背景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一些主题、旨趣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虽然现代新诗的兴起是与古典诗歌传统进行断裂的产物，它在文体、语言介质及现代意识、现代审美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异，但它仍然是用现代汉语并在20世纪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写作的，它仍然是中国的，仍然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有着隐性的联系与承接。此正如余光中在论述新诗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时说的，“新诗是反传统的，但不准备，而事实上也未与传统脱节；新诗应该大量吸收西洋的影响，但其结果仍是中国人写的新诗”。[3]因而，若就比较文学最根本的两种研究方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视角而言，笔者认为，面对“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这一中西合璧的“宁馨儿”，单独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都是不够的，都未必能圆满解决所有问题。无疑，在近现代东西方文化正式相遇及大规模碰撞之前，即或历史上曾有过这样那样的文化交往和联系，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和西方分属两个完全独立，各自形成和发展出自己的丰厚文化传统的自足文化体系的事实。因而就中国古典艺术、文学、诗学等而言，与西方进行的“平行研究”是行之有效的。而在20世纪以来，“影响研究”虽然应是最重要的方法，但若完全放弃“平行研究”的视角，无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所由生长的古典诗学传统、现实文化语境及“中国人写的新诗”这一根本前提则也明显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