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普遍的认知是线性而模块化的，即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派、先锋、新写实、新历史等文学潮流的更替，构成了线索清晰、逻辑井然的存在。它仿佛在昭示后人：80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是按顺序在这些板块之下进行思想演绎与形式探索的。这种“常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文学史的强大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其实来自后者)。所谓文学批评的“潮流化”，是指批评家倾向于将一时的文学创作纳入某种特定的文学潮流中，致力于用某种“共名”①的话题或理论来阐释作品和创作现象。这种批评使纷繁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某一话语的支持与开发，在凝结成“共同体”的同时，也迅速成为文坛热点，从而使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双双拥有了令人迷恋的前沿品格或革新光晕。文学批评的“潮流化”不仅为80年代文坛建构了一条发展主线，而且也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一股强大驱力。与此同时，这种“潮流化”的文学批评也历史性地留下了某些问题。 一、作品的“被入潮”及其意义的嬗变 文学批评“潮流化”的一个结果，是一些作品在发表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某种文学思潮裹挟，原本不乏个人化的创作动机，极大程度地被该文学思潮的话语收编，而文本可能存在的别样意蕴，也经这种话语的特定阐释，实现了面向潮流的更替。 这种现象又分不同的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强调“革命与非革命”“道德与非道德”的二元对立思维仍然流行，因此，文学批评对一位作家最大的压力，或许还不是对其创作水准高低的评判，而是根本性的对创作合法性的质疑。思想解放的谨慎与迂回，使当时的文学创作屡屡遭遇这种质疑，甚至动辄陷入“生存还是毁灭”式的困局。在这种情形下，个人化的创作想要获得认可，其实并不容易。将作品与那个时代某种颇具感召力的集体话语发生关联，或索性将其定格为该话语的一个注脚，就成了文学批评帮助作品摆脱尴尬境遇的有效方式。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集体话语，无疑是依附于新启蒙思想之上的伤痕或反思文学。 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这篇发表于《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上的短篇小说，被后来的文学史普遍置于伤痕、反思思潮中加以叙述：“在普通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反映了对‘文革’灭绝人性的控诉，对‘爱’的自由权利的渴望和争取。”②“女作家钟雨对那个遭受历史厄运的男主人公的超越一切的坚贞不渝的恋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抚慰当时‘文革’创伤的感情载体；因此，这篇并没有直接涉及政治‘伤痕’的小说，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③然而，在后来那些没有多少历史创伤经验的读者看来，这篇小说是否是面向历史的写作，里面有多少“历史控诉”的成分，其实令人生疑。在文本层面，它更多的是在人道主义思潮复苏之际，一名青年知识女性有关爱情与婚姻的个人思考与自我宣言。其中的爱情悲剧虽和革命历史有关，但与刚刚过去的十年动荡岁月并无直接联系，而更多是爱情与婚姻彼此割裂的疼痛，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有明显区别，它更倾向于探讨婚姻本身的“残缺”问题。也就是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游离于伤痕、反思思潮之外的文学文本，与《班主任》《伤痕》等更具标签意味的小说不同。 “文学史常识”与作品内容之所以存在龃龉，当时的文学批评或许是问题的根源。《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随即引发关于小说中的“爱情”是否合理的争论。支持者认为，小说“响彻全篇的旋律”，是“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些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渴求精神生活高度和谐、高度丰富、高度一致的纯真的爱情”④；批判者则指出，这种“渴求”“无的放矢”，“其合理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小说只是“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笔恰恰是伤人的箭”，作家“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⑤，而评论家不能“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⑥。在一部作品还难以承受“道德质问”的历史时期，这种争论对作家的精神和文本价值的判定，无疑都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由此，顺应着当时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文学批评开始从“反思民族历史”和“批判封建意识”的维度中去阐释作品的价值。张洁向记者申明：“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是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试图用文学形式写的读书笔记。”⑦批评家黄秋耘当初对该小说反思性的阅读提示逐渐成为批评界阐释小说意义的主要向度：“假如某些读者读了这篇小说而感到大惑不解，甚至引起某种不愉快的感觉，我希望他们不要去责怪作者，最好还是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⑧。评论者禾子对小说“重要思想意义”的细致演绎，则更为清晰地体现着这种“入潮”的逻辑：“为什么具有如此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会被人们冠之以小资产阶级的头衔呢?这不能不联系到我们民族的历史。千百年来的伦理道德都否定人的天性、束缚人的精神，它是专制的封建制度赖以维持的稳定因素……特别是最近十年的政治动乱引起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倒退，某些封建社会的旧意识却贴上了新道德的商标，继续束缚着人们的精神，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小说——引者注)就是在正面提出了一个相当普遍而又被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透视了社会的落后保守面，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生活理想。这就是《爱……》这篇小说的重要思想意义。”⑨在有意无意间，这些“入潮”的文学批评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历史合力，把文本引向了伤痕、反思文学的轨道。事实上，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学批评也并不从容自如，除了受到以往文学观念的制约，它还被反思文学的集体性思维所主导。这种批评思维不仅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表现出英雄主义姿态，同时也与批评家检视历史与释放心灵的时代诉求形成默契。于是，批评获得了强大的感召力，其对作品正当性的辩护，是那些对小说“感到大惑不解”的评论家难以撼动的。当时《人到中年》《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它们被反思文学“拯救”，同时又被反思文学“规限”。对文学史而言，既然文本被批评家作了如此定位，那么就必须遵从这一“历史的真实”，于是就出现了有别于文本内容的文学史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