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和经典的性质 任何文学和文化传统都各有自己的经典，它们是其传统最重要的典籍，体现这一传统根本的文化价值。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经典?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①不过，这并非经典的定义，显然是先有了尊经的观念，再以其为作文之依据。刘勰在《序志》篇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又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②，都把儒家经典作为文学之楷模。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儒家经典，见于《庄子·天运》，其中描述孔子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③儒家在春秋时期已经把这些古书作为经典来教育子弟，但据《论语》，孔子却没有用过“经”来称呼这些典籍。他数次提到“诗”或“诗三百”，却没有说过“诗经”。关于“经”的本义，有人说是古代官书，或如上面所引刘勰之言，说是圣人所作，垂训万世，但从现代学术的观点看，正如蒋伯潜所说，这两类说法“均不可通”，而章太炎从语源学角度作出的解释才更合理。蒋伯潜说： 近人章炳麟尝曰：“经者，编丝连缀之称，犹印度梵语之称‘修多罗’也。”按古以竹简丝编成册，故称曰“经”。印度之“修多罗”，亦以丝编贝叶为书，义与此同，而译义则亦曰“经”。此说最为明通。据此，则所谓“经”者，本书籍之通称；后世尊经，乃特成一专门部类之名称也。④ 按此说，中国古代所谓“书”，最先是以竹简或木简写成，再用丝带连缀，以免错乱，卷成一捆，是为书卷。“经”即连缀简牍的丝带，代称书卷。印度佛教的典籍用贝叶书写，也以线连缀起来，梵语“修多罗”(sūtra)，词根的意义正是“缝，用线串起来，连缀”⑤。西方的“圣经”一词，词源是希腊文ta biblia，“其意义即是书籍(books)”⑥。由此可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最先都指称书籍，后来成为一类书的专名，只有最重要、最具典范意义的才可以称“经”。中国传统上书籍有经、史、子、集之分，儒家六经，《乐》早已失传，只有《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论语》《孟子》都是子书。然而，“经”这个概念并非儒家得而专之，老子之书为《道德经》，庄子之书为《南华经》，墨子之书为《墨经》，后来翻译佛教的经典称为“佛经”。总而言之，“经”指称某一宗教或文化传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典籍。 经典之形成，首先与教育直接相关。在中国，春秋时期已经有儒家以五经或六经来教育子弟，在西方亦如此。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里的学者们列出一系列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称之为“经典”(canon)，用来指引读者，供他们参考：“为学生提供一份书目，能够增加他们对文字的敏感，提供他们可以模仿的范例，使他们有基本知识，可以随时引用。”⑦学者们不断评论某些书籍，指出其价值和重要性，才使它们成为经典。宗教经典很特别，因为宗教往往是制度化的，影响到整个社会，宗教经典一旦建立起来，除非这种宗教本身发生大的变化，其经典往往不可更改，稳定性极强，如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相对而言，文学经典就更灵活一些，随历史和社会状态的改变而改变。但文学经典也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能是一夜成名，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去除其经典地位。 我们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使一部书成为经典?从历史上看，成为经典的条件之一是年代久远，其语言也往往古老，也就是说，是时间造就经典。鲁迅曾以幽默的笔调写道： 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⑧ 可是鲁迅这段调侃的话恰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时间久远的确是形成经典的条件之一。《诗经》保存下来这三百多首诗，正因为古老而成为儒家经典，数千年来不断有人评点注释，不断有人研读，一直保持其经典的地位。“磕头佩服”固然不必，但其古雅的语言的确让我们产生一种敬意，而现代的新诗人写一首类似的白话诗，很难产生同样的效果。 对于传统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吓得他们“磕头佩服”的，并不只是古老，更主要是作为经典的《诗经》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价值。《诗大序》开篇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又说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⑨。这就是经典的意义，一旦成为经典，诗的文本就必须具有这样的意义。旧时代的学子读《诗经》，不是作为文学来欣赏，而是领会温柔敦厚的诗教。《论语》里孔子提到“诗”或“诗三百”，都是这样的态度。如《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曾对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⑩再如《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过去研究《诗》属于经学，而非文学批评；读《诗》也都离不开毛传、郑笺和孔疏的指引，诗文前面的小序和传统评注规定了对诗义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可能与诗文的本义相去甚远。传统评注以美刺讽谏说诗，把诗的文本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相联，这和希腊古代用讽寓(allegory)来解释荷马史诗、犹太人和基督徒以类似办法来解释《圣经》、尤其《雅歌》一篇的情形非常相似(12)。以鲁迅提到《诗经》开头的那篇为例，《关雎》的文本读来是一首情诗，讲的是“君子”如何喜爱和追求一位“淑女”，在“求之不得”时，还日思夜想，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最后希望把这女子迎娶回来，要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但诗序却说：“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13)具体的笺注更把此诗与文王后妃相联系，与诗的文本离得更远。就连传统注疏对雅、颂里许多诗篇的解释，也往往与经文的本义相差很大。如《小雅·隰桑》，从字面上看是女子思念所爱之人的一首情诗，描述与他见面时如何快乐，未见面时也随时藏在心里，永远不会忘记，可是诗序却说此诗“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14)。这就是经典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诗一旦成为经，就要求经文具备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当诗的文本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或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价值观念时，就必须通过美刺讽谏的讽寓解释，强说作为经典的诗在其文本意义之外，还另有符合宗教、伦理、政治等要求的精神或道德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类讽寓解释，大概许多诗篇不可能作为经典保存至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承认传统的讽寓解释在保存《诗经》文本中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