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20)02-0101-10 “深入生活”及相关理论观念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被反复提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核心的、重要的命题，助推了独特的文学创作景观、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20世纪20年代，“深入生活”就成为文艺创作的一个指导性口号，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以后，更是长时期地成为文学研究、文学政策中的一项核心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同时，“深入生活”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也折射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特质，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现代文论语境中，“深入生活”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有文章指出，这一时期最早对作家提出“深入生活”要求的是林伯修，他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分析文艺大众化，提出“要使作家的作品能够大众化，第一，作家自身的生活便应该普罗化。这样一来，他才能真地把握到普罗的意识。第二，作家应该细心地去接近及观察他所要描写的对象(这同时也是他的作品所期待着的读者对象)”①。 实际上，在革命文学运动发轫之际，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文论家就已经在提倡与号召作家深入生活。1924至1927年，一批进步的文艺家投入革命洪流，组建刊物，发表宣言，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6年，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提出，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为作家则已，要作为文学家，不应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号召文艺青年们应当“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替被压迫的阶级发声。②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发表著名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鲜明地提出作家应当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应“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③。随后左联执委会通过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批评当时作家生活感的空虚，作品缺乏力量，号召左联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底下层中去”，提倡深入大众的生活中去，书写工人民众及一切题材，反映“现实的人生，社会关系，社会斗争”。文艺大众化的形势之下，“深入生活”成为作家们的一种共识，要写出合格的、健全的大众作品，就应当“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去学习”④。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作家奔赴前线，同时还组建了一些文艺团体，积极贯彻“深入生活”的主张。1937年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解放区成立，丁玲担任主任。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1938年，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成员为主体的“路社”文学社团在延安成立，“路社”还特别制定了配合“深入生活”的学制。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派出了鲁艺实验剧团前方工作团和鲁艺文艺工作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参与前方的具体工作。与此相呼应，革命领袖、理论家的“深入生活”观念日益明晰、深入。1936年，胡风在《文学与生活》一文中强调生活、斗争、创作的统一和作家的主观体验的重要性，主张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生活者，“在现实里面去接近真理，深入人生。他们的生活是向着战斗，他们的作品就是战斗的记录”⑤。1938年，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中提到“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要“突入生活的核心”。⑥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毛泽东强调“革命的文化人”要“接近民众”⑦；张闻天要求“到大众中去，到实际斗争中去”⑧；朱德提出艺术家要“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从而“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⑨。1941年，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要求部队文化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⑩在此期间，当时的“鲁艺派”要求作家“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深入到现实中，到群众中去，实地去接触那赤血淋漓生活现实”，明确提出作家要做到“两深入”——“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大众中去”。(11) 有研究者指出，“‘深入生活’成为我国文艺战线上一个带有指导性的口号”始自毛泽东的《讲话》。(12)这一说法点明了毛泽东在“深入生活”这一关键词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深远的影响力。毛泽东对“深入生活”的论述全面、系统、深入，他指出了这一观念的理论基础：“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3)他发出“深入生活”的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4)他强调“深入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即文艺作品中的生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带普遍性”。(15)毛泽东的号召被众多理论家、作家持续阐发，如邵荃麟称，“加强文艺的党性，应该要求作家和艺术家深入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去”(16)，“作家要创造出真实的艺术形象必须深入生活”(17)；周立波则强调深入生活最好的方式是“参加运动和斗争”(18)。纪念《讲话》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也有多篇以深入生活为核心展开。 老舍称：“作家必须深入生活是无须多加解释的。”(19)古今中外文论史上，也经常见到作家、理论家对“深入生活”的强调。王夫之提到“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文学创作的“铁门限”(20)；法国作家狄德罗说“要想认识真理，就得深入生活……去熟悉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况。试住到乡下去，住到茅棚里去，访问左邻右舍，更好是瞧一瞧他们的床铺、饮食、房屋、衣服等等”(21)；当代作家路遥则说：“生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如同人和食物的关系一样”(22)。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深入生活”这一关键词也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有学者将“深入生活”视作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23)也有学者认为“深入生活”思想进入中国后变得“狭隘、实用”(24)了。这些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同时也值得辨析：他们在关注“深入生活”的普遍意义的同时，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中的独特性。 作家为何要“深入生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给出两个层面的解答。其一，从哲学层面讲，作家的文学创作是生活的反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25)。这方面的论述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相关原理，符合唯物主义的理论。其二，从现实层面上讲，作家要通过深入生活弥合与时代的缝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革命的发展一日千里，不深入生活，就无法获得新的创作素材，无法了解所被描写的生活，甚至会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毛泽东强调作家需要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26)周扬提出：“应当有这样的决心，不要让生活迁就我，让我来迁就生活。”(27)面对国家的巨大变化，作家对于特殊时期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拥有的新生活是陌生的，需要迅速熟悉并进行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