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左倾”因素，在改革过程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何以要把“防止‘左’”作为工作中的主要警示目标？因为中共历史上的巨大失误和致命损失几乎全由“左倾”所致。“左倾”主义披着“革命”的外衣，给人一种““左倾”就是革命”、“行动越左越革命”的认识错觉，在思想领域根深蒂固。文学“左倾”主义不仅影响了20世纪前期革命文学的发展，也给中共执政后的中国文学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对文学“左倾”主义的历史根源进行正本清源的分析，是消除文学领域“左倾”思想有效的精神解毒剂。 一、批评活动的政治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日本文坛的“左倾”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坛。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均因之沾染上了强烈的“左倾”色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左倾”思想的历史根源。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探讨文学问题时，强调文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性，坚决反对把文学艺术等同于宣传工具的庸俗社会学作法。但是，受政治因素支配的苏联批评家根本无视这一要求。他们视文学为政治斗争工具，把政治斗争的思维搬到文学批评领域，动辄以“革命”的名义评判与己不合的对象，做诛心之论，然后对之上纲上线，其批评文本呈现的多是政治意图和权力控制欲望。 苏联的政治化文学批评通过政治渠道很快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家也都习惯以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标准，在他们的批评文章中，批评语言中的艺术符号被置换为政治符号，批评应有的艺术目标被政治目标所取代，文学层面的认识论争转化为政治层面的思想斗争。左翼批评语言在由艺术符号到政治符号转换的过程中，艺术标准消退了，批评失落了。 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情况来看，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左倾”化可以说是自然而然，也可以说是不得不然的结果。左联一开始就把文学定位为夺取政治统治权的宣传工具，左翼批评家批评自由主义文学的“艺术至上”论时，坦陈左翼“艺术批评之目的，就在‘找着运用艺术来帮助政治斗争的正确方法’”②。既然文学只是政治革命的工具，那么文学就必须为政治所用；只要能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就像郭沫若说的，文艺变得不成其为文艺都行，“因为革命是最高利益，不能为艺术障碍革命。为革命牺牲一切，谁也无反对之理由”，在批评“奉仕于革命”之后，“就对于它牺牲一个‘艺术’的称呼，也没有什么不可”。③这种文学理念和思想逻辑注定左翼文学话语不能允许文学有自己的目的，文学一旦有自己的目的，追求精神独立，革命家再想把它当成工具就不再可能了。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左翼批评家把批评目标不是定位在鉴赏评析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方面，而是定位在通过文学作品表达政治理念或进行社会批判方面，致使“政治视角的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政治”，最终导致文学批评彻底政治化，与文学完全脱节，成为准政治话语或标准的政治话语。 20世纪30年代前期，左翼批评家对“文学的真实性”的讨论就是学术批评彻底政治化的典型例证。“文学的真实性”本是一个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周起应(周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偏偏把它视为这样一个政治问题：“文学的‘真实’问题，……根本上是与作家自身的阶级立场有着重大关系的问题”，“只有在对于文学作品的阶级性的具体分析中，看出它所包含的客观的真实之反映的若干要素，这才是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之正确的理解。”④“真实”与“非真实”，或者说“真”与“假”的问题，本属哲学认识论问题。这一问题应用于文学领域，也只能属于文学价值论领域，无论如何也归属不到政治领域中去；硬性把它定位在“阶级立场”这一政治层面，如同硬把玉米说成是高粱，从逻辑上来说非常荒唐。 政治化批评的逻辑就是权力逻辑，它不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对方认识或观点上存在的问题，而是对学术问题上纲上线，把学术问题升格为政治问题，再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的角度定性判断对方观点的意识形态属性，给被批评文本的作者进行党派政治斗争中的位置排队。以冯雪峰批评胡秋原为例，他不是从学理上指出其缺陷或不足，而是直接对其观点进行政治定性：“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名义，暗暗地实行了反普罗革命文学的任务，现在他是进一步的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赝品’的名义，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我们要在一切人的面前暴露他的狡猾”⑤。这种政治化的批判没有任何事实材料作依据，因而属于凿空之论。 周扬是左翼文学界政治化批评的代表。周扬的批评文风完全承绪了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时期左翼作家的批评风格，其批评文风的政治化、“左倾”化较之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李初梨、钱杏邨等人实有过之，他在批评时爱作诛心之论的习惯又为上述作家所不及。以周扬对苏汶的批评为例，周扬分析说：“苏汶先生说‘左翼文坛有一点不爽快，不肯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说，你们‘左翼文坛’如果‘干脆说一声文学现在是不需要’，那末，我就不怕你们再用文学这个武器去帮助革命了。革命没有武器，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确是最‘爽快’没有的事了！苏汶先生的目的就是要使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换句话说，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⑥在理论论争中，论敌的意图——“他的意思”——只能根据其表述本身，而不能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进行联想式的推断，联想式的推断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深文周纳之嫌。好在当时的周扬没有政治权柄在握，这种政治诛心之论并不能给被批评者造成生存上的威胁与伤害。但在半个世纪后，这种以意图伦理为根基的政治化批评曾给成千上万的文人学者带来牢狱或血光之灾，致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周扬本人也饱受“请君入瓮”之害。⑦茅盾作为30年代文坛的见证人谈到这种情形时说道：“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⑧
